一、问题定位 尼采为国人所知，大约始于鲁迅。七十多年来，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这样的尼采形象：他彻底摧毁了某种哲学传统，后尼采的哲学与前尼采的哲学完全不同了。似乎尼采给哲学造成的变化怎么强调都不算过分。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本文认为主要的原因是历史理解的“近视症”，它使人们惯于在牛顿、 爱因斯坦之后列上一个霍金（StephenHawking）， 在马克思、列宁之后列上一个斯大林，等等。言下之义，现在的岁月，是真正新纪元的开端；我们，是新纪元的开拓者或参与者。谁不以为自己的时代真正轰轰烈烈呢？但这是历史眼光的真正缺乏；多少时髦、盲从与傲慢败坏了审慎的理解。我们可以回想一下牛顿时代人们的狂热：“自然和自然规律隐没在黑暗中，上帝说：‘要有牛顿’，于是一切变为光明。”（注：引自E·卡西勒：《启蒙哲学》， 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2页。）而牛顿自己则甚有分寸，他写道：“我迄今为止还无能为力于从现象中找出引力的这些特性的原因，我也不构造假说。”（注：牛顿：《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武汉出版社，1992年版，第553页。）不幸象牛顿那样思想清明而坦率的人太少了。理解历史的近视症在解读尼采时更是时常发作，这一点尤其为尼采本人粗砺的文风和自负的口吻所加剧。 当然，这种理解上的近视症并非无药可医，比如在喧嚣过后，清醒回归，见识增长的时候。近些年来，胡塞尔、海德格尔、加达默尔、哈贝马斯以及罩在“后现代”名下的很多人的思想占据着学界的热点，而尼采似乎终于沉寂了。但这正是好时节，可以脱却缭乱的眼睛、轰鸣的耳朵和懵懂的心智，平静地去探问尼采。或许，我们借此可以把尼采置于较为公允平实的位置上。 本文试图通过剖析尼采的批判与向往，缓解对其反叛性、终结性的过分推崇，并进而对形而上学的本性作出新的澄清。 尼采的反叛，笼统看来十分显著，但细究之下不禁要大打折扣。亚里士多德反叛了柏拉图，马克思反叛了黑格尔，可他们反叛的程度从“长时段”来看并不大，毋宁说他们是各自前辈卓有成效的变种。（注：相关议论可参阅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12页；以及《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第407 —427页。）他们都是伟大的继承者，一如他们都是伟大的革新者。 在类似的意义上，尼采也不是例外。 对于尼采的终结性，海德格尔有一种观点，认为他是“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注：参阅《海德格尔选集》，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763—820页。）这种观点只有一半是真确的，即尼采是形而上学家。但是形而上学并没有终结于尼采。也许让所有人都同意说凡是对生活的思想都会含有形而上学精髓的话会遭遇激烈的争辩，那么尼采自己的强力意志、透视观、轮回论、超人说等看法却表明尼采那里有形而上学。尤其关键的是，不能以为一个哲学家面目上拒斥形而上学惯常的辞令，形而上学就会从他那里消失了。形而上学仿佛谚语中的魔鬼，把它从门赶出去，它又从窗户跳回来。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形而上学有着从生活中无法割舍的人性价值。因此，断言某某是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比断言某某不是一个形而上学家要冒更大的风险。即以海德格尔本人来说，形而上学依然是“阴魂不散”，他提醒人们勿忘笼罩着存在者的“存在”，并在《存在与时间》之后继续究诘“存在本身”问题，并将之称为“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注： 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 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9页。）。尽管海德格尔同尼采一样，瓦解了许多旧形而上学的东西，但就此并不意味着形而上学完结了。从来没有同一规格的形而上学语汇可以不变通地适用于柏拉图、尼采和海德格尔。而这一点恰恰要求我们要更加深入地把握住使形而上学成为其自身的意韵。本文倾向于将形而上学理解为一种对当下生活不满足与对未来更好生活寄托憧憬的特殊活动。 值得注意的是， 以消解的方式倡导哲学终结论的R·罗蒂的观点在此并不适用。按他的想法，比如说形而上学简言之是对好生活的憧憬，而追求好生活也可以是伦理学、政治学甚至文学的职能，并且形而上学的方式要么是推理的，要么是诗化的，经常是二者兼有，则方式又不能区别于物理学或诗，总之，形而上学既无独特的主题，又无独特的方法，因此形而上学想作学科“帝王”固然不行了，甚至作为学科活动也可以休矣，代以比如政治学或文学等等。（注：参见罗蒂：《后哲学文化》中“反本质主义和文学左派”，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140 —161页。 ）必须指出，罗蒂的论证会引伸到啼笑皆非的地步：依照消解策略，可以大大精简现有学术门类，剩下他比较钟情的几门（如自然科学或政治学）时，随后又会发现幸存者与日常生活谋划又不能严格区分。届时尴尬就逼上心头，要么甘于方法的任意中止，要么索性贯彻到底，那理论家的角色也就没了——奥康剃刀又站在哪里挥舞呢？！ 如果说海德格尔在宣布尼采为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时自己却矢志追求某种新的形而上学，如果说罗蒂的消解策略可以不必当真，那么，重新诠释尼采，并进一步澄清形而上学的本性，也就有其合宜性和必要性了。 二、生成与存在：反叛与回归 生成与存在的对峙，在一些哲学家如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柏拉图、尼采那里是显见的主题。但又可以说它刺激着所有哲学家的情感和智力，它化身为多与一、意见与真理、事物与理念、尘世与天堂、经验与逻辑、感性与理性、沉沦与拯救、卑俗与神圣、庸碌与超脱等等看似不同实则相通的问题，为哲学家们反复琢磨。 通常，生成与存在并不等值，前者经常是虚幻的（巴门尼德）、次真实的（柏拉图）、罪性的（基督教）、有待升华的（康德）、有待规范的（卡尔纳普），后者经常是全真的、至善的、最终的、稳定的，因而是应当趋之若鹜的。这种类型的价值关系，几乎构成了西方哲学的传统特征。这些断定看似远离生活，却不仅仅是理论断定，它们包含着哲学家炽热的救世情怀。几百年来，在自然科学尺度的渗透下，哲学大有被“科学化”的趋势，少有人敢于张扬哲学对新生活憧憬的维度，因为憧憬隐含着褒贬，而褒贬似乎不属于科学。然而这却是哲学的命脉，哲学借此方能站稳自己的位置。哲学既平凡又独特。平凡在敏于现实的不足而憧憬未来，独特在竟以遥远的、漠不关心的、晦奥的理论方式副其使命。在哲学的平凡处，它和某总统的新政或某社区的发展规划属于同类；而其独特处却是人类迄今屈指可数的几种高举远慕的方式之一，它使一种理想长久为人求索玩味，在不同境遇中反复砥砺人于空忙、怠惰和厌倦。“哲学家乃是特殊职业：改恶，扬善，歌颂神圣”。（注：尼采：《权力意志》，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70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