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成立20周年，由浙江大学承办的全国现代外国哲学学术讨论会于1999年10月16～19日在杭州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浙江大学、北京大学、上海复旦大学、辽宁大学、吉林大学、海南大学、厦门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西南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及各个出版单位的专家学者50余人出席了此次会议。10月16日，在浙江大学校园举行了隆重的开幕式，浙江大学党委书记张浚生，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金庸先生，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副理事长涂纪亮、贾泽林（兼秘书长）、刘放桐、夏基松、王守昌等出席大会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学会理事长汝信先生因故未能到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江怡代表学会对20年来的研究状况作了总体估价，他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和令人瞩目的研究成就：（1）研究领域覆盖面广， 基本上涉及到西方当代哲学的主要流派、人物和观点；（2 ）研究日益向深层发展，已经突破一般性的介绍，开始进行不同层次的评述、批判和专题研究；（3 ）形成了一支有较好理论基础和较大发展潜力的研究队伍，尤其是涌现出一批中青年研究人员，他们具备了在较高水平上进一步研究的素质，包括知识构成和外语能力；（4 ）由于各大学和研究机构对现代外国哲学研究的重视，在全国已经形成了一些有一定实力和水平的研究中心和重点单位，完成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5 ）国内的研究与现代外国哲学本身的发展趋势和走向基本吻合，先后出现了分析哲学（尤其是语言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解释学、后现代主义等研究热点。除此之外，由于国际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和国际间交往互访的频繁，国外的研究热点能够较快地反映到国内，使国内的研究基本上能保持与国外研究的同步。 学会副理事长涂纪亮在发言中回顾总结了国外哲学研究20年来的发展历程，他指出，在世纪之交召开此次会议，是有着特殊意义的。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西方哲学都在不断发展和变化，因此，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学者也应当不断更新思想和观念。金庸先生在发言中说，在发达国家，人们在博士学衔前总喜欢加上“哲学”二字，这说明哲学是一门带有指导性的学科，即可以作为其他学科的基础。在现代社会，哲学应当是一门应用性的学科，既可以解决许多现实问题，也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实现自己的目的。著名学者刘放桐先生则在发言中提出了两个重大的现实问题：（1）哲学要同其他学科相互沟通， 以达到相互促进的目的；（2）对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重新理解。 吉林大学教授姚大志向大会提交了题为《面向21世纪的西方哲学》的学术论文，他认为，70年代以后西方哲学关注的不是语言哲学，而是现代和后现代的讨论，这是一种趋势。除此之外，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兴起，则表现为另一种趋势。80年代末，由于前苏联和东欧各国政局动荡，更加速了这一发展进程。浙江大学教授庞学铨在自己的研究论文《德国哲学研究20年概览》中谈到，目前，德国哲学研究存在着两种倾向，即纯理论研究倾向和多元化与科学化研究倾向，其中后一种倾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哲学史方面的研究相当广泛，资料翔实， 内容丰富；（2）心理治疗和咨询也很盛行，表现出一种现实化的倾向； （3）有关法哲学、 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的许多著作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西方哲学研究领域形成了一个热点。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赵修义在讨论中阐释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文化热”的最大关注应当是关注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国内哲学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考虑的是方法论问题，这对哲学研究的发展是大有裨益的。毫无疑问，我们还应当走出意识形态的怪圈。目前，国内的学术研究已不拘泥于一般的介绍，而是在国外学术流派和人物的研究中寻找问题，再进行综合性的研究。目前的任务是，西方哲学内部的众多学科应当进行广泛的对话。海南大学教授陈家琪在发言中说，英国学术界最近评选出十大思想家，其中包括马克思、阿奎那、笛卡儿、康德、尼采、爱因斯坦、牛顿和达尔文等人，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关心人的命运、人的自由和人的意志。本世纪讨论哲学问题，第一无法脱离语言，第二也无法摆脱文化。厦门大学教授陈嘉明在发言中指出，哲学的危机与终结问题是本世纪西方哲学研究面临的一大难题。胡塞尔认为哲学最终将走向危机，海德格尔也写了一篇题为《哲学的终结》的文章，他们认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最终分离之日，也就是哲学走向终结之时，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浙江大学教授杨大春既是本次会议的正式代表，也是大会的组织者之一，他提交的论文的题目是《他人问题在现象学中的演进：从认识论到本体论再到伦理学》。他认为，20世纪西方人本主义哲学，主要是德国和法国现象学中存在着一个重要的难题：从哲学上论证一个在常识中、在近代哲学中似乎不证自明的问题——他人问题及其意义。在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中，他人问题是一个受到忽视却不应该被绕过的问题。这篇论文围绕解决他人问题的认识论、本体论和伦理学三种角度来展开一些著名哲学家的相关观点，指出三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继承、批判和发展关系。浙江大学哲学系副主任盛晓明的论文《“先验语用学”与基础论辩》则从另一个角度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盛晓明指出，在语用学看来，科学论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辩护的问题。所谓科学的辩护，就意味着必须要提供一种有效的辩护。问题是，什么样的辩护才算是有效的呢？寻求该问题答案的人不少，哈贝马斯的“普通语用学”与阿佩尔的“先验语用学”无疑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解决方案。如果说哈贝马斯采用了重构交注能力，即交往的一般性条件的方案的话，那么与之不同，阿佩尔所采用的则是把先验哲学嫁接到语用学中来的奠基策略，这是一种基础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