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瑞里亚（Realia）会议的议题是“未来：哲学它与人类生存的相关性”。在这个论题之下，一些人可能会觉得奇怪：为什么我要选择写一篇这样的论文？因为它将根据一篇罗马教宗通谕——教皇保罗二世（Pope JohnⅡ）的《信仰与理性》——来对哲学的未来进行思考。耶路撒冷和雅典（喻信仰和理性——译者）之间有什么关联呢？我认为，对于这个问题，许多当代哲学家其实知之甚少。 我选择这个论题是由于几个理由。首先，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学院派和普通当代文化中的西方哲学出现了日趋边缘化的现象，且已到了这样一个程度，以至于它离实在几乎越来越远，这种已经出现并且还将继续出现的边缘化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当代知识分子所称的“哲学”与那种由古希腊哲学家所肇始的活动（指对现实的关注——译者）之间只有很小的关联，但却和古典的诡辩术、诗歌以及被解构了的基督教神学联系得很紧。今天，大多数哲学家奉行一种世俗化了的、具有种种奥古斯丁主义变体的基督教神学，而他们又是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近代理性主义者和启蒙主义之手的经院哲学的残篇断句中继承这种神学的。今天，对历史的无知致使我们误解了哲学，它让我们认为，一个象苏格拉底、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那样的古希腊哲学家所欣然同意的正是被诗人和诡辩论者普遍使用的推理方法。这种世俗化了的神学历经了许多世纪去让自己成熟起来；但是，一旦它成熟以后，在现代社会科学兴起以后出现的就是古典形而上学的死亡及第二次梵蒂冈会议以后新经院运动的削弱。为了使哲学再次具有相关性，我们不得不转回到文艺复兴和近代哲学的思想源头上来——这两种哲学都和存在于雅典－耶路撒冷之间的关系有直接联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了解现代思维是如何发生这个转变的。 埃蒂安纳.吉尔森（Etienne Gilson，1363—1429，法国哲学家， 神秘主义者。）在其名著《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史》中记录了一个由圣方济各的罗杰尔.马斯顿（Franciscan Roger Marston，1250—1303， 中世纪英格兰哲学家，圣方济各会修士。）所叙述的一场论战，涉及圣方济各的派开姆的约翰（Franciscan John Peckham，1225—1292，英国哲学家，神学家，奥古斯丁主义者。曾为方济各会会员。）——此人后来成为坎特伯雷大主教，以及圣托马斯.阿奎那， 涉及的难题是：人的灵魂是否由多种形式组成一个复合体？吉尔松说，这个问题具有哲学和神学的含意，而这些含意在1270年左右导致了一种在一个“争辩之题”上的突如其来的教义变裂。马斯顿说道：“我曾在巴黎亲耳听见这件事儿，在湃热耐（Péronne ）的领诵者授职典礼上， 阿布维利的热拉尔（Gerard of Abbeyville）大师，托马斯.阿奎那修士、 派开姆的约翰修士以及其他大约二十个神学博士都在场，其时，这种见解在被对立见解明确表达出来时，却被作为与圣徒们——特别是奥古斯丁和安瑟尔谟（Anselm，1033—1109，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家、神学家。）——的教诲相抵触的东西而遭到严肃的废止。”〔P417〕 吉尔松告诉我们这种废止产生的是“有限的重要性”，并且，它是口头上的而不是书面的决定。没有一个主持“争辩之题”会议的大师有权以一个正式的废止令来结束它。吉尔松补充道：“后来支持形式统一原则的托马斯.阿奎那谦恭地向集会者宣称：在这件事儿上， 他将让自己的见解经受巴黎的大师们的检验和批评，而且，在已经让其同行对其教义进行评判以后，他坚持了这个教义。”〔同上〕 涉及到“天启和灵魂能力的真正的统一性，还有灵魂的本质和一些启发性的原因”的原则，这件事儿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它揭示出了中世纪晚期在奥古斯丁派的圣方济各教团和亚里士多德派的多米尼克教团（Dominicans）之间的竞争中的一次激烈争辩，这种争辩最后结束了中世纪经院哲学的黄金时光。〔同上，pp359—360〕在奥古斯丁派和圣方济各派这一边儿，派开姆的约翰在一封写于1285年的信中表达了他自己对于这场争辩的态度：“迄今为止，哲学对揭示神学玄机有所帮助，我也确是一点儿不反对这种意义上的哲学研究，但我委实不赞同在语言方面进行不必要的改革；这种改革在最近二十年中被引进到和哲学真理对立的神学奥秘中，并且产生了不利于教父们的结果，而这些教父们的观点受到了轻视和公开的不敬。哪一种教义更为可靠和更为完美？是圣弗朗西斯后继者们的教义——也就是被追授圣职的阿累斯的亚历山大 （Alexander of Hales，1180—1245，英国哲学家、天主教神学家。属方济各会。）修士的教义、圣波拿文都拉（Bonaventure，1221— 1274，中世纪意大利神学家、哲学家、神秘主义者。属方济各会。）修士及其侪辈的教义，他们在护卫教义的论文中依赖的是教父和哲学家们——吗？或者就是非常晚近才出现的、并几乎完全对立的教义？后者以啰嗦的争吵来充斥世界，竭尽其力去削弱并摧毁奥古斯丁所教导我们的东西：关注永恒的法则和不变的圣灵之光、灵魂的力量，包括在事务和无数同类问题中的启发性的理由，以伟大的古人为标准，因为他们是智慧的，以上帝为标准，并祈求他随时纠正之。”〔p359〕 吉尔松在派开姆的信中批注道：“追踪它在1265年左右宣称放弃追踪的罪的源头。”大约同时，有提议再版圣托马斯的《反异教大会》（Summa contra gentiles ）和他对亚里士多德著作进行的评注的开篇部分。 开始作为一种平静的学院派别内部讨论的东西最终爆发成为一个正式的教义决裂和一项官方的谴责。“在1277年，虔诚派的奥古斯丁派神学家鼓励有奥古斯丁主义倾向的逻辑学家——教皇约翰二十一世（Pope JohnⅩⅩⅠ ）——使巴黎教区主教斯蒂芬. 汤皮厄（ StephenTempier，法兰西巴黎教区主教，是反科学势力的代表。 ）发表著名的1277年《谴责书》，其中就包括圣托马斯的一些命题。这份《谴责书》（1）重新确定巴黎大学里奥古斯丁唯名论的重要地位。（2）结束亚里士多德和圣托马斯在巴黎的日益增长的影响。（3 ）促进奥古斯丁学派对于亚里士多德和圣托马斯的著作的诠释性的解构行为。（4 ）鼓励经由十四世纪奥卡姆的威廉的工作而出现的圣方济各会唯名论的发展。（5）促进基础主义（fundamentalism）和约阿基姆（Joachitic，1132—1202。意大利神学家、《圣经》注释家、历史哲学家、神秘主义者。）的千僖年主义（millenarianism，基督教用语，喻指地上的太平盛世和黄金时代。出于《新约全书·启示录》。），并且，（6 ）鼓励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的发展。”〔MDW,pp157－1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