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世纪的哲学主流之一，被称之为“分析的”，是这个时代最典型的精神风潮。它也是己最广泛地席卷了整个地球的潮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与给当代文明打上最深烙印的两大势力——科学和技术结盟。 我意识到我的评价中的主观性因素。毫无疑问，它受到我的经历和个人口味的双重影响。在下面的文字中，我将试图给它以理性的辨明。我将凭借考察这一运动的历史起源以及一开始就隐含在它本身之中的某些相互冲突的倾向的发展来做到这一点。 从较广的视野去看，分析哲学继承了欧洲的启蒙传统。把也许是它最伟大的代表人物伯特兰·罗素比作伏尔泰，并不是毫无道理的。不过，当分析哲学最早出现在哲学舞台上时，它是与也植根于启蒙传统的另一思想潮流相对抗的。这就是哲学中的唯心主义传统。与过去决裂的里程碑是摩尔的《拒斥唯心主义》，它出现于1903年。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数十年间，当这一新哲学在广阔的战线上取得突破时，它自称是思想领域的一次大变动，一次深刻的革命。这段时间距现在已经很久远了。在本世纪后半期，分析哲学已经获得作为一个确立或公认的思想传统所具有的典型特征。它特有的外观已经消退；它日渐增多地成为折中的。它的身份似乎已受到误入歧途的威胁。 与此同时，这一思潮已经发生变化。由科学和技术所代表的合理性形式，由于它对社会和人的生存条件的反作用，已经变得成问题了。分析哲学，本身是能够通过科学取得进步这一信念的产物，似乎内在地不可能对付这些问题。任务不得不留待其他类型的哲学去完成，后者不同于分析潮流，且常常对它持批评态度。 二 在它的身份认同危机的混乱情景下，把分析哲学置于历史的批判的审视之下是适宜的。还未曾有人完整地撰写这一运动的历史。由于它日渐增多地分叉或分枝，识别出它的最本质特征并把这些特征与后来疏远其起源的添加区别开来，试图这样做是切中要害的。 在逻辑实证主义战前的喉舌即期刊《认识》中，有两篇论文对于我们目前所从事的事情来说是重要的。一篇是由魏斯曼写的，题目是“什么是逻辑分析？”。作者写道： “哲学和科学是人的心智的两种根本不同的态度。——科学的心智寻求知识，即真的、与实在一致的命题。在较高的层次上，它上升到理论形式。——通过哲学人们能获得日渐增多的内在清晰性。哲学推理的结果不是命题，而是对命题的阐明。”（注：Waismann,P.265。） 在这些话语后面有一种观点，即在一方面是哲学、另一方面是科学之间存在截然分明的界限。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所表达的正是这种观点，并且他始终坚持这一观点，尽管他的哲学后来经历了许多变化。这种看法从一开始就在我思考哲学的方式上打下了烙印。不过，对于所有那些自称为分析哲学家的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情形并非都是如此。在具有这一称谓的哲学家中间，如魏斯曼所区分的，代表着两种理智态度——它们有时公开对抗，有时结成非反思的联盟。因此之故，几乎从一开始，分析哲学就潜藏着矛盾，最终这些矛盾变得公开化，由此破坏了该运动的统一。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这件事是怎样发生的。 在《认识》杂志战前最后一卷两篇论文中的第二篇，其题目是《逻辑实证主义和剑桥分析学派之间的关系》，作者为麦克思·白拉克。值得称赞的是，它第一次试图使人们注意到新哲学的双重根源以及它们的独有特征，一个根源在维也纳，另一个根源在剑桥。该作者还意识到在分析哲学家中间很流行的对哲学本质的两种态度之间的对立。 三 思想史上的重要潮流经常几乎同时发源于知识界的几个不同角落。我们已经指出，这种说法对分析哲学运动完全成立。不过，为刻画起见，这样做是有益的，即把该运动的实际诞生定位于某个确定的时间和地点：世纪之交的剑桥，并把两个杰出人物即伯特兰·罗素和乔治·爱德华·摩尔视为它的创立者。这两位哲学家是相互影响和相互激励的。正是年轻一岁的摩尔，促使罗素背叛了康德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并开辟了通向新的哲学台阶的道路。与此同时，这两个人又是很不相同的。这一运动中的许多内在冲突都可以追溯到这两个人之间的分歧——包括由魏斯曼所区分的那两种理智态度之间的冲突。 人们可以说，罗素在哲学中所追求的是不可动摇的真理性知识。这一说法对于他早期所从事的逻辑和数学以及后期对付休谟关于归纳的怀疑论的努力来说都是成立的。在这方面可以恰当地把他与笛卡儿相比较。像那位法国哲学家一样，罗素先是在数学中看到了无可置疑的知识的典范。但是数学中的证明开始于公理，而它们是可以受到怀疑的。这一洞见把罗素引向了逻辑。如他在几部自传之一中所证实的，他于1900年参加在巴黎召开的国际哲学代表大会，这件事对他后来的发展至关重要。（注：Russell,1944,P.12：“1900年是我理智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年，在这一年中最重要的事件是我参加了在巴黎召开的国际哲学代表大会。”）在那里他见到了皮亚诺，并结识了数学基础研究的意大利学派。这次会见的长期成果是对于逻辑的下述贡献——先是在《数学原则》中，然后是在与怀特海合著的《数学原理》中——它们是这门学科的历史上位距前列的贡献。 作下述反思也许是无用的，但与此同时又是诱人的：假如不是由于罗素对逻辑所做的贡献以及他把逻辑看作哲学的本质，（注： Russell,1914,P.42。）逻辑是否还会具有它在本世纪毫无疑问所具有的那种中心位置？首先，新逻辑会一直为数学家而不是为职业哲学家所关注。例如，有谁会认识到19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是耶拿的一位数学教授？罗素慷慨地说，（注：Russell,1914,P.7。）弗雷格是第一个用逻辑分析方法去处理哲学问题的人。根据仅在本世纪后半期所实际发生的那些进展，把弗雷格看作分析哲学的“发现之父”——但把罗素看作弗雷格的追随者，而不是把弗雷格看作罗素的先驱，这将是不适当的。而且，假如没有罗素，人们是否会被诱使赋予弗雷格这种地位，是很难说的一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