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1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 （1999）06—0044—05 后现代哲学作为后现代主义文化核心，除了有着与其他后现代主义派别相同的特征以外，还有着一些自身独特的特征，这些特征概括起来就是反中心、非理性和不确定性三大特征。 一、反中心特征 后现代哲学的反中心特征，是通过反主客二分、反“人类中心主义”、反“自我中心论”的思想倾向体现出来的。 从德国古典哲学起，主体性问题一直在西方哲学认识论中占据中心位置。但是，自后现代哲学产生以后，它与后现代主义其他派别汇合，激起了一股反主体性的潮流。在后现代哲学家看来，主体性是时代的象征，一个已经过去的时代的遗迹。他们甚至把人类思维一切错谬的根源，以及人类实践一切错误的根源皆归结为主客二分。因而，在他们看来，要超越现代，就必须跨越主体，消解主客二分，消解主体性。然而我们应该看到，后现代哲学家反对主体性，并不意味着完全抛弃主体，而是反对认识论程式上的主客二分，即反对“把主体看成与独立的客观世界相对立”，认为“主体与客体不能像这样彼此分开”，[1 ]提出人或主体不是独立于世界万物的实体，而是“本质上具体化的并且实际上是与世界纠缠在一起的”，人就是世界的成分。后现代哲学家、结构主义代表人物福科提出“人之死”概念，认定“人已死亡”、“主体死亡”，拉康则提出“消失的主体”概念，认为理论研究应把人当作诸多元素中的一个，这都是对近代笛卡尔——康德式的主体性的有力抨击，也成为后现代哲学反中心的理论前提和出发点。 后现代哲学反中心特征首先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就是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主张重建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后现代主义中，怀疑论的或否定性的后现代主义与肯定论的或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的终极关怀是一致的，那就是对人类及其生存于其中的地球的命运抱以深深的关切。特别是罗蒂、霍伊、大卫·雷·格里芬等，这些被称之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的思想家们，都十分关注人与世界、自然的关系。在他们看来，人与自然是融为一体的，不存在谁优谁劣的问题。如温克勒就认为，“人类就其本质来说优于其他物种这一观点是毫无根据的，这不过是人类为自己谋利益的一种荒谬的偏见”，应“予以摒弃。”[2]后现代思想家进一步指出， 在生态学家的世界中，价值就不是以人类为中心的。因而他们极力倡导“全球‘伦理’”，强调人与自然的同一。 那么，人应该怎样去对待自然呢？被认为是后现代哲学先驱的海德格尔提出，人应该保护那块土地，人不是自然的主人，而是“托管人”、“守护者”。如果把人提高到万物主宰的地位，其结果只会怂恿人的占有欲。美国当代后现代主义学者弗里德里克·费雷认为，世界“既不是一个有待挖掘的资源库，也不是一个避之不及的荒原，而是一个有待照料、关心、收获和爱护的大花园。”[3]否则， 我们及地球上的大多数生命都将难以逃脱毁灭的命运。 后现代哲学反中心特征还体现在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上，就是反对“自我中心论”，主张重建人与人之关系。 后现代哲学家们批评现代世界观是个人主义的，人被视为皮肤包裹着的独立的自我。他们立足于人类整体利益，主张摒弃个人主义，消除人我之间的对立。在后现代思想家看来，“个人主义已成为社会中各种问题的根源。”[4]要超越现代性，就要超越个人主义。 后现代哲学将人看作是一种关系的存在，每个人都处在与他人的关系之中，他们称之为“关系中的自我”（Self—in—relation）[5]。 认为个人只有在人们的相互关系中才可被理解。特别是大卫·雷·格里芬等人，积极倡导对他人作出贡献，认为这是人类本性的基本方面。[6 ]与现代社会的个人主义视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为外在的、偶然的和派生的相反，后现代思想家们强调人与人的内在关系，视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为内在的、本质的、构成性的。 后现代哲学推崇“对话”，认为“对话”是解释者与解释者的对话，是一种人际发生的过程，目的是试图推翻居于中心地位的认识主体，倡导不同观察者和认识者之间的平等交往关系，确认真正的对话总是蕴含着一种伙伴关系或合作关系，这实际上是以交往主体形式取代了中心主体形式。如法国学者梅洛·庞蒂（Merleau Ponty）就继承胡塞尔、 海德格尔的“主体间性”理论，进一步把主体交往置于语言交流中。他认为，在交谈中，每一个存在主体都不是封闭的，双方既说又听，相互理解，彼此自发地进入对方的视境，使我变成他，他变成我，并消除主体自我与主体他人之间的界限。 重建男人与女人的关系，是后现代哲学重建人与人之关系的另一重要方面，这反映在它对父权制的超越和对女权主义的呵护。如艾斯勒的《圣杯与剑》，凯瑟琳·凯勒的《走向后父权制的后现代精神》均体现了这一趋向。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现代精神可以被视为是一种单面的男性精神，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同女权主义积极合作，即使女权主义运动不是后现代世界到来的充分条件，但至少是一个必要条件。这显示出后现代主义要求超越性别，建立起一种相互尊重、积极负责的人际关系的决心。 对民族主义、军国主义的谴责，是后现代哲学家们重建人与人关系的又一重要体现。他们赞赏跨国救济，认为为赈济海外饥荒和灾害，举办摇滚音乐会以援助遭受严重灾害者，从本质上说，这类事往往是多种族、多民族、多国家的，它创造心灵紧密联系的纽带，丝毫不受领土边境的限制。他们还主张非暴力，主张取消目前各种类型的暴力事件，呼吁把核武器从地球上消除掉，以建立新型的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