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与时间》是海德格尔的重要作品，它奠定了海氏在现代西方哲学中的地位。对它的理解与分析可以从多方面、多角度开展。本文以对《存在与时间》的运思方式的分析，作为读解《存在与时间》的一种途径：阐释其运思特色，并为其运思方式定位。 一、运思方式的发生——现象学存在论 哲学的创新常以思想方式的突破为契机。《存在与时间》的产生，便是如此。早在1907年，海德格尔就接触到布伦塔诺的《论“存在”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的多重含义》，触发了他对存在问题的思考：如果说“存在”有多种含义，那么什么是存在（Sein）的根本含义呢？在接触现象学方法之前，海氏虽然对哲学史特别是中古哲学十分详熟，但缺乏明辨存在的有效方式。对此，海氏也承认最初的探索是笨拙的。（注：[德]海德格尔：《我进入现象学之路》，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280页。）后来，经过多年的蕴酿、思考，特别是接受了胡塞尔首创的现象学方法的思维训练，才使他看到了探索存在问题的希望。海氏在一篇回忆其思想发展的文章中表白：“通过现象学态度的昭示，我被带上了探索存在问题的道路。”（注：[德]海德格尔：《我进入现象学之路》，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286页。）正是对胡塞尔现象学的继承和改造，促使海氏以现象学思考方式探索存在问题，才有《存在与时间》的问世。 《存在与时间》第七节专门对“探索工作的现象学方法”作了描述。海德格尔通过“现象学”的词源分析，指出就本来含义而言，“现象学是说让人从自身显现自身者那里，以一种自身显现自身的方式来看它。”（注：[德]海德格尔著、J·麦克考利和E·罗宾逊英译：《存在与时间》，伦敦巴塞尔布莱克威尔1962年版，第58页。）这表明就现象学的形式含义，海德格尔接受了胡塞尔“描述现象学”所强调的无立场、无前置的直面事情本身来显示事情的观点。不过，胡塞尔的全部现象学到海氏那里，被归结为“面向事情本身”，并作为现象学方法的根本原则，抛弃了胡塞尔把现象学作为各学科奠基的绝对科学的企图。因为，在海氏看来，“现象学这个词本来意味着一个方法的概念。它不描述哲学研究对象实事性的什么，而描述它的如何。”（注：[德]海德格尔著、J ·麦克考利和E·罗宾逊英译：《存在与时间》， 伦敦巴塞尔布莱克威尔1962年版，第50页。）另外，由于存在之存在超越于存在者之存在的那种对象性认知方式，它无法如存在者一般摆出来供人认知。而传统认知方式说“存在”是自明的，是最简单、最抽象的范畴，表明了传统哲学对存在无法窥见真意，只是以遗忘存在的方式来说“存在”。存在的超越性，表明对存在的揭示，以现象学方式的“自身显现自身”才有可能。由此，海德格尔进一步认为以“自身显现自身”为旨归的“事情”只能是存在。同时，存在又总是存在者的存在，通过此在（Dasein）来显示存在，这是海德格尔现象学方式的具体思路。这里，海德格尔现象学具有比胡塞尔更为彻底的性质。胡塞尔的现象学把现象学局限在纯意识范围内，把构建意向对象的意向活动的先验直观主体作为现象学最后根据，而海德格尔则认为“先验主体”本身还是在传统认知方式“主体——意识”范围内寻求“科学性”，因此，还不够彻底。他试图以“在世”存在的不加抽象的“此在”本源处显现存在之意义。 “此在”并不表示这个存在者的什么，如“桌子”、“椅子”、“树”甚至“人”所表示的那样，以其范畴来概括存在者的本质。“此在”并不表示现存存在者的性质，它只是对在“此（Da）”在（Sein）着的存在者存在方式的描述。它不同于其他存在者之处，就在于它为它的存在本身而存在。即此在无论以何种方式存在着，它都以领会着存在的方式存在。这种无论以何种方式总与其存在相关联的存在称为“生存（Existenz）”。 对生存的初步界定可知，此在作为“去存在”的可能性，不可能先选择一种“存在本质”，再根据此种“本质”来造就自己，使此在完全“符合”其“本质”。此在并不是一无所是，然后获得某种本质性的存在特性，此在总已经在“此”，它具有从某种存在者方面来领会自己存在的倾向。同时，当此在被“抛入”世界时，承接了种种历史传统。结果，此在虽然在存在者状态领会着自身的存在，但现象学所要探索的存在，“它首先和通常并不显现，与首先和通常显现着的东西相对照，它隐藏不露。”（注：[德]海德格尔著、J·麦克考利和E·罗宾逊英译：《存在与时间》，伦敦巴塞尔布莱克威尔1962年版，第59页。）因而现象学的实际展示过程就是此在之生存去除遮蔽，显示存在的阐释过程，此在的现象学具体展示为阐释学。 现象学阐释的可能性同样导源于此在的生存特性。虽然此在在存在者状态上不具有本源地领会其存在的优先性，但无论以何种方式领会着，又总是对存在的领会。正是这种领会构成了阐释的可能性。存在通常“隐藏不露”，“但同时它在首先和通常显露着的东西中，它从实质上构成了显现者的意义和根据”，（注：[德]海德格尔著、J ·麦克考利和E·罗宾逊英译：《存在与时间》，伦敦巴塞尔布莱克威尔1962 年版，第59页。）即存在在存在论上隐藏不露不过表明了存在以遮蔽的方式“敞开”着自身。因而，如果没有此在已经处身于对存在的领会敞开性中，不可能有阐释。 任何阐释都已经包含着对有待阐释的东西的领会，阐释不过把领会所筹划的可能性揭示出来。这种揭示要使存在者状态上领会在存在论上清晰可见，要使领会中所包含着的此在存在的意义清晰可见。从方法上说，就是使阐释“面向事情本身”，使阐释通达此在生存的本源处。该如何通达生存之本源呢？海德格尔明确指出“现身情态”对“生存论分析工作具有根本的方法论含义”。（注：[德]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王庆节译：《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71页。 ）具体说来，在所有一切认识、理解、活动中都融合着情绪，都是情绪性的存在方式。这当然不是指“涂”上一层情绪，而是指所有一切领会都是情绪性的领会，这种情绪性存在方式在存在论上称为“现身情态（Befindeichkeit）”。它最明白切身地、最为当下地开展着此在之“此”。“现身情态”表明其在认知方式的那种知之前已经以情绪“现身”着即对他的世界更为本源地“知”着。它从存在论上组建着此在世界的敞开状态。因而现象学阐释成为本源性现象状态的揭示。为此，“现象学的阐释必须把源始开展活动之可能性给予此在本身，可以说必须让此在自己解释自己。在这种开展活动中，现象学阐释只是随同行进，以便从生存论上把展开的东西的现象内容上升为概念。”（注：[德]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王庆节译：《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71页。）在此，现象学阐释为自己提供了一种阐释的深度标准。 这种标准不是外在的某种“根据”或“本质”，而是在阐释的过程中，让本源性的现身状态显现为具有内在必然性的本源性在“此”存在，从而昭示了阐释是现象学的自身显现自身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