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有关智者学派的历史地位，哲学史上有过各种评价。黑格尔之前，学者们大多是从消极方面评价智者学派，一是认为智者学派过于强调个人、感觉、现象方面的意义，无视社会、理性、本质等普遍价值的存在，他们的学说难以使人获得有关事物本性的真正知识。二是认为智者学派中的人物大都擅长演说和论辩的技艺，从而助长了无视客观事实、一味追求“使弱道理变强”的诡辩风气，在古希腊城邦的社会生活中起了很恶劣的影响。 在西方哲学史上，黑格尔是第一个为智者学派恢复名誉的哲学家。他反对从坏的、消极的方面评价智者学派，主张从积极方面，亦即从科学方面来考察智者学派的历史地位。黑格尔使人们认识到，智者学派“把作为思想的简单概念……一般地应用到社会对象上去，并且使它深入到一切人事关系中去”（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8页。）。黑格尔之后， 人们对智者学派历史地位的评价在两个方面的认识趋于一致：（1 ）智者学派促使哲学研究走上了主体性的道路；（2）从感觉主义到理性主义的演变过程， 充分体现了古希腊哲学发展史的客观逻辑进程。在这一进程中，智者学派是关键的一环。虽说智者学派的感觉论最终为苏格拉底学派的理性论所取代，但这两个学派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不论对智者学派抱有什么看法，在这一点上，学者们都承认，“没有智者学派，就很难设想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注：叶秀山《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306页。） 上述两点表明，评价智者学派的历史地位应以古希腊哲学发展史为立论根据，只要肯定了这一点，那么，谈论智者学派，古希腊哲学史本身就成了一个不可或缺的知识背景，透过这一背景，人们才能具体地体会到智者学派的价值和意义。这固然很对，不过，一经分析，疑义便会随之而至。古希腊哲学史涵摄着丰富复杂的内容，但在哲学与其它学科尚无严格界限之时，哲学史上的各种问题都可归于哲学这一总目之下进行讨论。人们通常是从哲学的基本问题来把握哲学史的发展脉络的，这种状况很容易使人对某个学派的体认产生歧义。就智者学派而言，人们根据哲学史来评价智者学派的历史地位，但实际上却始终没有把它们当作一个哲学学派来处理。 从一般教科书方面看，古希腊哲学史以苏格拉底为界分为两个发展的时期，前苏格拉底时期哲学的研究对象是宇宙、自然；苏格拉底时期哲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人生。一般说来，研究的对象不同，把握对象的方式和规则也会不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把古希腊哲学史视为一个整体，因为正是在这一整体中才显出了古希腊哲学前后期发展的内在一致性：它们拥有相近的目标，都关注“本源”、“存在”一类的问题，尤其是巴门尼德以来，希腊哲学家更是关注“存在”问题，因而在古希腊哲学史上本体论研究占据了主导地位。从这个意义上看，智者学派似无任何理论建树，智者们大多不关心“存在”问题，也不曾有人试图创建一套本体论学说。因此，人们未把智者当作一个哲学学派是有一定理由的。事实上，亚里士多德在讨论希腊哲学史时，完全是把智者学派排斥在外的。这样一来，在评价智者学派的历史地位时，自然便引出了一个问题，即智者学派究竟属于什么学派？ 对于这个问题，希腊文化史专家耶格尔（Jaeger）提出了一个颇有代表性的看法，他认为，应该把智者学派当作一个教育学派或文化团体来处理。他的这个看法与他对希腊文化史的研究有关，着眼点在历史文化传统方面。 从这一视角出发， 他把智者学派与荷马、 赫马俄德（Hesiodos）、品达（Pindarus）等早期诗人联系起来，认为早期诗人对希腊文化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人文教育方面，而智者学派从事人文教育正是继承了早期诗人的这个传统。应该说，耶格尔的看法富有启发性，多数智者都有过职业教师的经历，黑格尔、文德尔班等哲学家在谈论智者学派的启蒙作用时也持有相似的看法。但是，问题并不在于是否接受这一看法，而是要追问，在智者学派那里，教育的真实涵义是什么？ 应该看到，智者学派与早期诗人之间人文教育方面确有某种共同之处，但在教育的内容、性质、目标等方面，双方并无共同之源。荷马史诗、赫希俄德教喻诗通过吟诵而成为全体希腊人的教科书，在这点上，早期诗人的从事人文教育，其意义是在知识的形成、积累、传播和普及方面。而智者学派从事人文教育，意义不在知识方面而在政治方面，有关这点，须联系到城邦制度方可理会。法国学者韦尔南（Vernan，J.P.）指出，希腊城邦具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话语的威力；二是公共领域的兴起。两者互相关联，一方面，在城邦制度下话语“成为最重要的政治工具”；另一方面，“城邦中最重要的社会活动都被赋予了公开性。”（注：让—皮埃尔·韦尔南《希腊思想的起源》，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8页。）智者学派从事人文教育，其意义应从这里得以阐发。 首先，话语是群众性的政治辨论和演讲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技艺，它以辩驳、诘难、说服为主，掌握这门技艺是为了获取权力。智者高尔吉亚声称，雄辩者能够说服“议事会”采用他的政策，能够使“顾问委员会”采纳他的财政计划，能够在“审判官法庭”前面成功地非难他的对手。由此可见，所谓话语的威力完全是就它的的政治功用和效力来说的。智者们深谙此道，在城邦民主政治条件下，他们主要以传授这门技艺为业，他们的目标就是培养政治家。智者普罗泰哥拉说，他所传授的是“在处理私人事务中精明慎重和在城邦事务中能言善辩，行动果断。”（注：泰勒《柏拉图——生平及其著作》，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5页。）因此，可以确认， 智者的教学活动是与城邦政治密切相关的。 其次，智者学派运用话语固有的政治功能来规定其教学的规则和效用，但我们不能由此断定，智者们传授论辩术和演讲术仅仅只在逻辑形式和语言技巧上下功夫，而这常常是智者学派遭到抨击的一个主要方面。不少人认为，古代城邦民主政治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因为它总是会变成不负责任的演说家的政治。然而，需要申辩的是，智者学派对滥用语言的危险性是有足够认识的，高尔吉亚就曾把称颂道德和政治的美德视为论辩术和演讲术的标准。在这种标准之下，智者学派才有可能对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作出各种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