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哲学还处在向现代转型过程中时，西方哲学已经进入了后现代主义的时代。在西方后现代转向的比照之下，究竟应当怎样看待中国哲学的意义？这一问题已经引起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笔者拟对此略陈管见，结合西方后现代转向从一个侧面对中国哲学的当代意义试作探讨。为了避免理解上的歧义，笔者首先要指明的是，本文所谓“后现代转向”，是指与西方社会形态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的转变相适应，在文化、哲学领域所发生的具有一般性意义的思想转进。 一 学界围绕这一问题的讨论可谓见仁见智，以下就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三种观点：一种观点把两者的差别主要归结为时代性之异，认为后现代哲学的基本取向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代表了中国哲学的未来走向，甚至由此提出了“中国后现代主义”的主张。另一种观点主要把两者的不同归结为民族性之异，认为后现代主义代表了与中国哲学根本不同的哲学取向，甚至由此忽略后现代哲学与中国哲学之传统主题的类同性。上述两种观点都立足于强调西方后现代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差异，与此不同，第三种观点主要着眼于两者的相同点特别是两者思想主题的类同性，由此来突显中国哲学的普遍性意义，有的论者甚至由此得出了“只有中国哲学代表了人类哲学之未来”的结论。笔者认为，上述几种观点虽然均有所见，但都有加以进一步省思的必要。所谓“中国后现代主义”的主张显然仍是遵循着西化的逻辑，其内在制限这里无需赘述。中国哲学与西方后现代哲学之间确有民族性之异，但是不能将这种差异绝对化，而且在经过后现代转向之后，两者的思想主题确实已具有类同性。西方哲学的后现代转向虽然可以作为中国哲学之内在生命力的一个旁证，但并不足以说明只有中国哲学才能代表人类哲学的未来。为了厘清有关认识，有必要对这一问题试作更进一步的探讨。 首先，西方哲学的当代发展表明，在出现了后现代转向之后，其思想主题的确与中国哲学的传统主题有了明显的类同性。可以认为，后现代主义是相承西方哲学的成就与问题，在后工业化时代出现的一次具有根本性意义的思想转进。就其哲学主题的变化而言，这种思想转进的实质性意义在于：由以向外在自然的追寻为中心，转而走向以人之内在生命意义的安顿为中心。由此，后现代哲学就与中国哲学传统在思想主题上有了明显的类同性。 正如近代以来在中西文化的对比中许多有识之士已经指出的，中国哲学传统是以人之生命价值的安顿为中心，西方哲学与此不同，它主要是一种通过显发理性之光以认识、把握外在对象的智慧。西方后现代哲学家已经注意到，早在古希腊的柏拉图时代，西方哲学就奠定了主体与客体二分、以追求主观符合客观为最高鹄的理性主义传统。这一基本的格局不仅发展延续了二千多年，而且在近代以来大为昌盛的知识论哲学中发展到了顶峰。在这一传统中，主体主要被看作是一认知主体，其基本功能是象镜面印现外物一样，不染一丝主观色彩地、纯客观地摹拟、反映自然等外在客体。由于在它的主导下，人很容易在对无限的外在世界的无尽认知中“逐物而不返”，从而难以寻求到人生终极价值的意义，因而西方文化总要在理性思辨的哲学系统之外保有以基督教为代表的宗教信仰系统，作为人生确立终极价值之依归。由此，一方面是人生意义问题在西方文化中终于有了一个安顿之所，另一方面则是人不得不匍伏于神的威势之下。 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开展，走出中世纪构成了西方文化近现代化的起点，寻求人的解放与人之自我做主成为西方文化基本的价值目标，在中世纪曾经宗主人之一切的上帝随之衰微以至遭到放逐。正是在追求人的解放过程中，在西方文化中具有根深蒂固基础的虚无主义“幽灵”，由于上帝的退隐而开始现身。作为具有超越追求的“社会动物”，人尽管可以放逐上帝甚至“杀死上帝”（尼采语），但却不能没有人生终极价值的依托。这样，一方面，西方近现代的历史是从神的笼罩之下解放出来的历史，人的精神自由无疑是人的解放的核心内容；另一方面，在驱逐了上帝之后，伴随着虚无主义的威胁，对于人之终极意义的关切成为更加直接与急迫的问题。这两个向度都同时凸显了人之生命意义的安顿问题对于现代西方哲学的重大意义。因此，可以认为，早在文艺复兴时代，西方哲学就已经埋下了从注重外在认知转向注重安顿生命意义的根芽。正因如此，尽管从笛卡尔到现代分析哲学，知识论哲学依然是西方哲学的主流，但形形色色的非理性主义哲学流派也已经把人之生命意义的安顿问题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唯意志论哲学到生命哲学、实用主义、存在主义，再到专注于以意义的探寻为旨归的哲学诠释学，西方注重以生命价值的安顿为中心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在近现代可谓蔚为大观。 随着西方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完成西方哲学之思想转进的条件终于趋向成熟。正象许多西方思想家已经注意到的，随着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人”的问题显得越来越重要。在全球范围内较早开展“后工业化社会”问题研究的美国思想家丹尼尔·贝尔就明确指出，对应于前工业化社会、工业化社会与后工业化社会，社会文化的主体内容不能不发生变化。“群体生活的问题当然是人类文明最古老的难题之一，可以追溯到洞穴和氏族时代去。然而，现在的情况已经有所不同。形式最古老的群体生活不超出自然的范围，战胜自然就是人群生活的外在共同目的。而由物品联系起来的群体生活，则在人们创造机器、改造世界时给人们一种巨大的威力感。然而在后工业化世界里，这些旧的背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已经消失”。由于后工业化社会已经具有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人生活得离自然越来越远；人跟人生活在一起，只有人跟人见面。”因此，后工业化社会的文化主题已经不同于此前的工业化社会与前工业化社会。前工业化社会的主要问题是“对付自然”，工业化社会则是对付“制作的世界”。两者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都是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尽管前者是人与自然的直接冲突，而后者则要通过机器为中介来与自然发生关系。而在后工业化社会中，“它的首要目标是处理人际关系”（注：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98～200页。）。这样的时代背景显然为西方哲学主题的嬗变提供了思想文化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