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晚年的大量笔记中，被称为“人类学笔记”或“民族学笔记”的，主要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中收入的《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第一册，1879年莫斯科版）一书摘要》、《路易·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亨利·萨姆纳·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1875年伦敦版）一书摘要》、《约·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1870年伦敦版）一书摘要》和未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的《菲尔〈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一书摘要》（注：该书摘要中译文可参阅徐明译：《约·布菲尔〈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一书摘要》，《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7年第1期至第4期。）。这些笔记除1932年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长达·彼·梁赞诺夫曾有所提及外，一直鲜为人知。20世纪五、六十年代，前苏联的一些刊物发表过这些文献，但未能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直到1972年美国学者劳伦斯·克拉德《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一书出版后，国外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才开始重视，并陆续发表了不少专著和专论。近十多年来，我国学者也开始重视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关心西方和前苏联东欧各国学者对这些笔记的研究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的出版，为我国学者研究马克思晚年思想提供了良好条件。1986年12月全国第一次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学术研讨会在福州的召开，推动了我国学者对马克思晚年思想的研究。 一、马克思的人类学转向 马克思晚年转向人类学，是在他的《资本论》尚未完成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他从经济学走向人类学，却并不是在19世纪70的代的最后几年中突然完成，而是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 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马克思就已注意人类学、考古学方面的材料。1853年，马克思对东方社会所有制形式进行专门研究时，曾谈到了原始社会氏族组织的基本特征。他指出，诸如苏格兰氏族这样最早的欧洲社会形式与俄国公社和亚洲公社有着相同的特点，即“土地都是氏族的财产，在氏族内部，尽管有血缘关系，但是人们之间也有地位上的差别，正像所有古代亚洲的氏族公社一样”。（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572页。）在这里，马克思已倾向于认为氏族公社制度是人类社会最早的所有制形式，并且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个普遍的历史阶段。1853年1月至3月，马克思阅读了威克菲尔德、帕弗列、贝尔尼埃、肯别尔、威尔克斯、帕顿、普莱斯特等人的作品，并对加利阿尼、瓦克斯穆特、考尔福斯等人的著作作了许多摘录（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726—727页。）。同年4 月至5月，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的内部结构和发展前途作了广泛的考察，阅读了麦克——库洛赫、克列姆、贝尔尼埃、萨尔梯柯夫等人的作品以及其他一些有关印度和中国的历史和经济方面的著作，并作了摘录。虽然马克思在这一时期所掌握到的有关史前社会和东方社会的知识、文献及材料，有的并不是直接来源于典型意义上的人类学著作，但它们仍可认为是马克思走向人类学的重要阶段。 19世纪60年代，欧洲史学界对史前社会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其中，德国学者毛勒的《马尔克制度、农户制度、乡村制度、城市制度和公共政权的历史概论》一书，对马克思产生了较大影响。 马克思在1868年对该书作了详细的研读和摘录。但是，这一时期的文化人类学著作在史前社会的基本结构和具体特点研究方面仍未取得突破性进展，并缺乏系统的阐述。因而这一时期关于原始社会组织的材料还不具备典型和普遍的意义。受此影响，马克思对史前社会的认识直到19世纪70年代初期仍欠深入。他仍把“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解为人类社会的原生形态。在1872年《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所加的一个注释中，马克思再次陈述了他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所提出的观点：亚细亚的公社所有制作为原始的公有制形式，在后来发展中产生出它的解体的各种形式，如古代所有制形式或日耳曼所有制形式。这说明马克思在这一时期仍未能解决逻辑与历史之间的矛盾问题。 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后，西方人类学取得了某种程度的突破性发展。以美国学者摩尔根为代表的对史前社会的科学研究，为马克思研究史前社会开拓了新的思路。从1881年起，马克思陆续阅读并摘录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梅恩的《古代法制史讲演录》、拉伯克的《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菲尔的《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莫尼的《爪哇，或怎样管一个殖民地》，以及帕顿的《亚洲君主制原则》和克拉辛斯基《斯拉夫民族的宗教史纲》等许多著作。通过对这些著作的精心研读，马克思解决了困扰他已久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在逻辑上作为人类社会的“原生形态”和它在历史上表现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的矛盾。马克思晚年放弃使用“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概念，说明他已意识到这一概念在表述史前社会时具有局限性。当然，马克思晚年放弃使用这一概念，也与他对东方农村公社制度的研究有关。实际上，马克思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就已把东方农村公社制度的研究纳入到整个人类学研究之中，这可以从他在这一时期所阅读的著作书目中反映出来：1873年他阅读了尼·卡拉乔夫的《古代和当代俄国的劳动组合》及其他著述；1876年至1878年阅读乌蒂塞诺维奇的《南方斯拉夫人的家庭公社》、克雷马乔的《印度法和法国法比较》、马·柯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第一册；1881年重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没有收信人的信》；同年，他为自己开列了120 多种书目，但还没有完全包括他在工作中所用的一些文献资料；1882年马克思还阅读了华莱士的《俄国》等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