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有企业计划体制病的主要表现 我国的国有企业都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起来的，就是在改革开放中新建的国有企业，也网罗在计划经济体制的管理体制中，很少可能有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健全的管理体制。计划经济体制给国有企业造成的弊病是机理性的，危及整体，主要表现在政企不分、社企合一、制度落后、技改困难、抗压无力五个方面。 （一）政企不分。 政府管理企业，是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明显的应有职能。也是宪法所赋予的权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七条规定：“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第八十九条规定国务院的权责之一的第六款是：“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和城乡建设”。为此，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都设有管理各类国有企业的部委和厅局。既然各类国有企业的主管部门都是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行政机构，各个主管部门自然就要代表政府履行对辖域内企业的行政领导。在这样的政体下，政府和企业有特别密切的关系，是正常的。而且有政府直接关心与支持作后盾，是国有企业搞活经营的极大便利。所谓政企不分，是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批评的那种“以政代企”（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公报。》）的现象。表现为一方面，企业行政层级化，成了各部委厅局行政系列的基层单位，企业内部机构设置与政府机构设置也基本相同，厂长、总经理的职能和厅局长、县镇长只有行政级别高低之分，没有多大区别。凡行政领导要参加的会议，他们都要参加，而且他们都有相应的行政级别，是厅局级的或是处级的厂长和董事长，以便对号入座，享受相应行政级别的权利和待遇。另一方面，行政管理取代企业经营管理，主管部门的长官意志往往干扰甚至取代企业盈利目标的追求，生产经营、技术改造、物资调动、人事安排、工资分配等，都由主管部门直接管理控制，企业没有真正的自主权。特别是在企业人事安排、班子调整上，少数缺乏公心的长官意志总要死死干预，包括不负责任的口头指示、电话授意、秘书吹风、夫人通气，紧张而复杂，千方百计地以种种冠冕堂皇的言辞安插“听话”、“能办事”的亲信。在他们看来，抓住企业的权柄是最最重要的，没有企业的经济效益也不足为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些企业在调整班子时组织部门那么“认真”考核出来的班子又往往不理想，长期留下个“关键是领导班子的问题”的主要原因。也因为这样，企业领导的行为目标首先是要讨顶头上司的欢心，忙于官场攻关；其次才考虑企业盈利问题，何况只要官场得意，就是商场失意亏损也不过跳槽而已，绝不至于跳楼的。 （二）社企合一 这与政企不分直接相关。企业既然也是或相当于政府的基层单位，就有义务管社会，负责社会事务。有多少职工就得包办多少职工的社会福利，包括医疗、保健、文化、教育、就业等。1993年5月， 鞍山钢铁公司党委书记张羽来厦门鼓浪屿休养，5月14 日下午被邀来厦门大学与经济学院一些年青教师座谈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问题。张羽在坦率地谈论鞍山钢铁公司的诸多困难中就有一个办社会的沉重包袱问题。后来，他在当时的《红旗》杂志上发表了内容相同的文章（注：参见张羽：《从鞍钢看国有大型企业改革的三个问题》，《红旗》1995年第10期。）。鞍山钢铁公司是我国最大的钢铁企业，在国家经济建设中起过重大作用。从1949年到1994年，累计生产钢23059万吨，占全国钢产量的18.23%；钢材14718万吨，占全国钢材产量的15.11%；累计上交利税531.6 亿元，同时还调出50000多名干部工人支援全国重大冶金企业的建设。 贡献很大，成绩辉煌。在向市场经济转变中却遇到了一些很棘手的具体困难。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就理不顺。“七五”期间，鞍钢开始承包经营。方案是国务院批准的，由当时的国家体改委、计委、经委、财政部、劳动人事部五个部委联合下发文件认可。可是，当承包过程中出现情况变动按合同规定需要找发包方商议修改时，却找不到具体的发包方。例如承包方案中规定，承包期间国家税率、税种发生变化，要相应改变企业的承包基数。找谁去？分别找，哪个部委都说单独决定不了，要把五个部委一起召来，你又没有那个权力。只好拖着搁着。企业留利少。1949年到1980年的32年间，实现利税共280.6亿元，同期上交国家利税共计276.6亿元，占实现利税的98.33%，企业共留利4.67亿元，只占实现利税的1.67%，平均每年留利不到1500万，其中有11年留利为零。 现在办社会的负担感到很重。鞍钢有全民职工20万，集体职工18万，号称40万大军。厂里厂外，家里家外，都要管。办了10个科研单位，69所大中小学，12个医院，还有一整套住宅建设管理的生活福利系统，就全市的民用煤气、冬季取暖大部分都由鞍钢免费提供。一个企业就是一个社会，里里外外、老老少少、衣食住行、生死病残，都要负责。国外企业就没有这个负担。它们捐资办学、搞慈善事业，给职工办一些休闲娱乐等生活福利设施等，都是从企业经营需要和雄厚财力出发的，与中国企业办社会性质完全不同，负担也轻得多。国有企业背这么大的社会包袱，如何能在充满竞争的市场经济中自如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