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刚过，《中国青年报》冰点专刊发表了记者王伟群的长篇文章，题为《和人人有关的一场辩论——关于中国电讯产业发展战略的采访札记》。文章介绍说： 从1998年春天到夏天，在北京学术界里进行了一场论战，论战的主题是——中国电讯产业的发展战略。但参与论战的人并不认为这是悄悄进行的，他们觉得这场论战的火药味很浓。5月14日、15日两天， 在北京梅地亚中心召开了“中国电讯产业发展战略研讨会”，各方代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论。到黄叶飘零的深秋，这场论战达到了高潮。再次掀起高潮的中心人物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他把原论战的双方都当做了“批判”的对象。 那么，周其仁教授是怎样“批判”原论战双方的呢？周认为，原论战双方各为其主，王小强背后有中国电信，方宏一背后有广电局。王、方两人都把西方跨国公司的入侵视为家门口的一群狼，都要求垄断和保护，都害怕竞争，因此都错了。即使真的由跨国公司整合中国电信市场，形成数家跨国公司寡头竞争的局面，中国电信的市场状况也一定比现在的一家独占要好，寡头竞争的结果，首先是增加了消费者的选择权，中国的消费者也可以在各个电话公司之间跳来跳去了。周先生看来是个世界公民，在他眼里：“狼还是不狼，实在不能以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中国公司还是外国公司来划线。决策性的因素是市场规则：是开放竞争，还是行政性独家垄断。我的判定很简单，谁搞垄断谁就是‘狼’”。 经过这番分析后，周先生提出了他的分阶段开放中国电信市场的方案，“考虑国际电信公司经营中国长途电话、市话、有线电视和因特网络的许可证”，迎接跨国公司的到来。作者认为，周先生是“体现客观与公平”的“第三者”，作者还暗示周先生是不代表哪方利益的学界“泰斗”。然而再读下去，分明感觉到周先生是利益场中人，他口口声声代表的是消费者，实际上正中了跨国电信集团的下怀。不错，他是“第三者”，只是既不客观，也不公平。周先生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诉诸天真的“竞争”崇拜，使自己利益面目隐藏在学术理念背后，才显得客观、公平。当然，也许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只是按照周先生的逻辑，经济社会只有小人没有君子，周先生自己想必一定是身体力行的吧！ 让我们来看看，周先生究竟是怎样客观而公平地引狼入室的吧。 为什么中国电信高收费？ 周其仁说，1993年回国，先交了5500元的初装费，还托了很铁的朋友才算装上了电话，比美国贵了50倍。凭什么？就凭中国电信垄断市场。中国联通出现后，手机价格最低降到了1000元以下，淄博广电局在有线网上安装了电话交换机后，当地邮电部门立刻把初装费降到了200 元，最后降到零。 照周先生的逻辑，既然美国收费这么低廉，可见电信业的成本很低，中国电信收费自然应该大幅度降低，如果它不降低，就必须打破中国电信的垄断地位。 然而，周先生忘记了美国与中国的差别。中国电讯业在十多年前还非常落后，如果收费低到美国的程度，恐怕周先生再有钱也装不上电话。八五、九五期间投入的6000多亿人民币，大部分恐怕还是来自垄断利润，电信外债也是有了垄断利润垫底才能放胆去借，而有了这大笔钱，才能建成八纵八横的光缆网， 电话交换总容量才能达到1. 13 亿门（1997年上半年）。周先生不会不知道，美国电信业是在经历了长期垄断经营后才解散的。在垄断经营期间，美国电信业在高额垄断利润的刺激下迅猛发展，而且很快就收回了投资。这样，被解散后的AT&T和各地区公司才有可能采取低价倾销政策，精明的周先生才有可能跳来跳去。 我很奇怪，本来，电信业开放是建立在电信业的基础上的，中国电信本来是有资格自豪一下的，但在这场与人人有关的辩论中，却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按照市场规则，弱者注定是强者的盘中佳肴，而中国电信从一缺资金、二缺技术的落后地位，一跃而“具备了与世界上任何最大电信公司周旋和拼搏一场的强大实力”，这本身就是个奇迹。这个奇迹是中国崛起的一个缩影，是普通的中国老百姓勒紧裤腰带创造出来的。否则的话，可能中国就根本不存在中国电信，而只有美国电信，德国电信，日本电信。这是周先生的理想图景吗？ 消费者错觉 周先生也许会声明，不，我的理想是做一个跳来跳去坐收渔利的消费者，我不管它哪国公司，只要我交钱少就行。 我想问的是，周先生的钱是谁给的？如果周先生用的是在美国生活期间积攒的钱，今后也准备在美国赚钱到中国消费，那么我们没有共同语言。如果周先生用的是国家财政开支的教育经费，而且准备继续用下去，就应该懂得，中国电信的利税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如果中国电信垮了，不但电信职工会失业——这里也许就有周先生的亲戚朋友，而且中国的财政收入也会下降。那时，即使外国电信公司的寡头竞争使电话费有所降低，但周先生的收入也减少了，两相权衡，是赚是赔还很难料定呢。 不错，作为消费者，生产商竞相压价，我们可以坐收渔利。问题在于，我们每个人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在坐收渔利之前，我们会先受鹬蚌相争之害。生产商为了压低价格，首先要裁减人员，削减工资，减少奖金、福利，有些生产商无法承受过低的价格，更会破产。虽然这里市场价格普遍下降了，但个人的消费能力也下降了，我们作为消费者的好处被作为生产者所受的损失抵消了。刚刚过去的1998年里，中国和世界市场一样面临通货紧缩的形势，价格螺旋下降，但需求不足，失业压力增大，从生产商到普通工人都感到日子反而不好过。如果说，这一年里周先生感到手头更宽裕了，那恐怕是因为中国政府在借债给他发工资——一分不少。要是哪天各行各业都成了跨国公司寡头竞争的天下，政府资不抵债宣告破产，周先生到哪里去领工资呢？不要说工资，恐怕周先生存在银行里的美元也要泡汤。君不见，因为俄罗斯银行破产，戈尔巴乔夫先生的8万美元存款不就成了泡影吗？ 那可是他解散苏联有功的赏金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