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的统计数字表明，今年1 季度国民生产总值（GDP）比去年同期增长8.3%，但低于去年第4季度。由于去年GDP的增长前低后高，以及今年外需拉动可能是个负数，因而今年增速会呈现前高后低的态势。 宏观政策：脚踏实地立足国内 1998年以来，我们主要采取了以积极的财政政策为主，适当的货币政策为辅的景气对策，但效果并不理想。就政策本身方面的原因而言，我们一直在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谁为主之间摇摆不定，而财政政策措施本身也有某些不足之处。 第一，我们一方面在加紧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另一方面却又加大了税收征管力度。如此一来，虽然名义税率并未发生变化，但实际税率却大大提高。财税政策本应是经济波动的稳定器，在我国却变成了助推器、放大器。 第二，我们一方面对国内企业加大税收征管力度；另一方面又通过提高出口退税率来对出口企业进行“优惠”。这种资源配置向外倾斜的做法，在国外需求不断萎缩、外部风险持续增大的情况下是否“划算”，宏观经济效益究竟如何，值得我们认真反省。 第三，我们一方面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政府投资，另一方面却又一再宣传这种政策是不可持久的。其结果，民间投资迟迟不肯跟进。 第四，我们一方面勉为其难地大规模增发国债、加强税收征管力度，另一方面却又将这些辛辛苦苦聚集起来的有限资金统统撒了“胡椒面”，没能形成“聚集效应”。这一点尤其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在当前世界经济动荡不安的大环境中，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与其大规模征税并补贴到出口上去，不如干脆脚踏实地立足国内，着眼于国内市场。除了继续贯彻执行既定的以积极的财政政策为主、适当的货币政策为辅的景气对策以外，从目前情况看，有必要进一步配套运用企业政策、产业政策、地区政策和收入（福利）政策，以及其他一些非常规的辅助政策，实施全方位的综合景气对策。 企业政策：换个角度认识国企 目前，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障碍仍在于思想观念。我们总以为已有的国有企业，就永远是国有企业，就永远是国有资产，一动也不能动。其实，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就是要不断重组，有生有死，国有企业也不能例外。 正确的做法可能是，一方面，国家将现有的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化改造，重组上市；另一方面，国家又通过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在股票市场上不断收购“绩优股”，部分收购或全面收购那些经济效益好的企业资产——在不断循环过程中，国家就可以将现有的低质量资产置换成效率更高、效益更好的高质量资产。 产业政策：转变观念启动教育 目前在我国上上下下都在满世界寻找“投资热点”、“消费热点”的时候，一个潜在的投资热点和消费热点却想热热不起来，这就是教育。其最主要原因就在于体制和政策限制。 教育改革的正确方向应当是非义务教育产业化、市场化，应当像国外那样或者像对国有企业那样，将国家有限的财力收缩到基础教育领域和少数重点大学。政府教育主管部门的主要职责应当放在把好教科书审查关和监督检查学校的教学质量方面，而不必统统大包大揽。 这里，需要转变的一个观念就是，过去，我们在《教育法》中曾经规定，政府的教育投资增长速度要高于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这种想法本意是好的，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仅仅靠政府出资办教育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是调动起民间的力量。因此，应从“政府投资”转变为“全社会投资”。这样，即使政府的教育经费有所减少，但整个教育投资还会大幅度增加的。 从另一角度讲，目前，国家在相当困难的情况下拿出有限的财力投入于高等教育，但培养出来的大学生，要么是出国留学（人才流失），要么是没有人要（就业困难）。如果我们把教育当作产业来办，用市场经济办法办教育，这些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并且还可以培育出新产业增长极。 地区政策：海南省可以成为“增长级” 过去20年间，我国经济每一次从低谷走向高峰时，除了有新兴产业的兴起之外，还都同时伴随有地区上新“增长极”的出现。 目前可以设想的地区增长极之一有海南省。一方面，自改革开放以来，海南省的经济发展几经波折。尤其是1992年以来，因政策失误又搞了一大堆的房地产“泡沫”。目前，积压占用资金甚多，不注入新的资金就不可能将其盘活。 另一方面，亚洲金融危机暴发以后，台湾当局试图让台商企业“南下”的政策遭到失败，广大台商想到大陆来投资又受到台湾当局的阻挠，再加上台商对大陆各地的政策不甚明了，结果是“东游西串”，力量分散，形成不了经济增长势头，也不利于有关台商问题的及时发现和统一政策的制定。 如果我们能够趁两岸关系趋于缓和之际，把海南省辟为针对台商的特别开发区，给予特殊优惠政策，这样就有可能把台商集中吸引到海南岛，利用台商等带来的资金把海南岛积压的动产和不动产“盘活”，形成新的地区增长极。 收入政策：往低收入阶层、往改革上投 要提高居民生活水平，一方面需要直接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消除那些抑制人们消费需求的“后顾之忧”。总之，要增加这两个方面财政投入。其具体投向至少有以下几方面值得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