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已经20年的时间。这20年，在经济上我们称为转型时期。 经济转型在中国有两个基本的含义： 一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 二是：由农业—工业国向工业化国家转变。 这两个转变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前一个转变是手段，后一个转变是目标。后一个转变的实现取决于前一个转变的成功。 现在中国经济转型尚未完成。根据我的判断，第一个转变，即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大约还需要10年左右的时间，即在2010年左右实现。这样，从1979年算起，中国体制转型大约需要30年左右；至于第二个转变，也就是中国成为工业化国家，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国自己估计大约要到下世纪中叶，也即2050年左右。最近“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表一项研究报告认为，用量化计算法以年均增长5.5%计算，到2015年，中国的GDP可达到94100亿美元，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但人均GDP仅为美国的1／5 （引自（美）《世界日报》1998年10月22日A7版）。我看了既惊讶、又高兴。中国能用较短的时间成为工业化国家，无论对中国人民、对世界都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但我又觉得这种预测太乐观了，所以我又感到惊讶。 中国实行两个转变是在一个很落后的基础上，在国内外面临严峻挑战的情况下进行的。从国内看，十年文化大革命使中国国民经济处在崩溃的边缘，农产品、工业消费品、投资品普遍短缺，2 亿多人口在饥饿线上挣扎，工人工资降低到了1957年的水平。从外部看，挑战来自两个方面：主要是政治、心理方面的挑战。一个是中国老百姓从中国和香港、台湾、新加坡三个亚洲“小龙”的对比中形成的挑战。他们在议论中说：香港、台湾、新加坡都是中国人和华人治理的地区和国家，为什么他们能在二三十年的时间内成为新兴工业化地区和国家，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那么快，而同样是中国人治理的大陆为什么这样落后呢？人民群众对比的意识非常强烈，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产生怀疑。90年代初，中国顶住了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带来的强大冲击，但另一重大压力又降临到中国头上。中国与俄罗斯改革的初始条件有很大差别。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俄国。即使在今天，中国官方公布的贫困线最高一个月不足30美元，1天不足1美元，仅是俄国官方公布的贫困线每月180美元的1／6（引自《人民日报》1998年11月13日 ）。再从俄国的资源条件、基础设施、科技教育水平、人民素质等条件看，都比中国强得多。我两次到俄罗斯考察，强烈地感到，俄罗斯改革一旦走上正轨，经济将会有一个飞跃性发展，这又从另一个方面对中国坚持的社会主义优越性提出了挑战。这些内外部因素，都促使中国在走上经济转型道路的时候必须既积极又小心翼翼。邓小平说“要摸着石头过河”，表达的正是这种心情。 为了实现这两个根本转变，最终实现经济转型，中国经过精心设计，制定了自己的战略目标，采取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方法和步骤。战略目标是分三步走：第一步，从改革开放时算起，用十余年的时间基本上消灭贫困；第二步，到本世纪末，2000年GDP达到1万亿美元，人均GDP 达到800美元，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050年， 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实现转型的方法是渐进的、分步推进、分步到位的。我认为：20年间中国的改革是成功的，成就是巨大的。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确立，不可能再走回头路了。中国的GDP20年年均增长9.8%，已居世界第7位，人均GDP由1978年的223美元增加到1997年的734美元，年平均增长8.4%（引自《人民日报》1998年9月23日），结束了持续近40年的短缺经济时代，有2亿人口摆脱贫困，人均寿命增加10岁，达到68 岁。到2000年，人均GDP可达857美元（作者以1997年的GDP为基数， 按平均年增长7%计算所得数字），超过预定的目标，实现小康。 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已达到3251亿美元，进入世界第10贸易大国行列（引自《人民日报》1998年9月25日）。世界银行于1997年9月发表的《2020年的中国：新世纪的发展挑战》的报告中，对中国的成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报告说：“中国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取得了其它国家用了几个世纪才能取得的成就。在一个人口超过非洲和拉丁美洲人口总和的国家，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令人注目的发展。”（引自《2020年的中国》第1页，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 人们经常向我们提出，特别是外国朋友向我们提出：中国经济转型期的成就是怎样取得的？俄罗斯是比中国强得多的转型国家，为什么反而衰退？今年7月20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 曾经在克林顿政府中担任过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现任世界银行副行长的斯蒂格利茨在北京大学发表讲演，在讲到俄罗斯的改革时，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他说：“前苏联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已近10年时间，在这10年里，虽然效率低下的计划经济体制被市场经济体制所取代，扭曲的价格体系几乎不复存在，私人所有制也为建立激励机制创造了条件，但是这些国家的产出却只有改革前的1／3。若按标准的经济学原理，前苏联国家的变化应该使产出大幅度增加。”（引自《人民日报》1998年11月13日）那么，“标准的经济原理”与前苏联国家改革实际之间出现的完全相反的结果，问题出在那里呢？我没有研究，不能作出回答。但若从中国和俄罗斯改革的目标、路径相比较，我认为有三个基本的不同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