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们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是经济学是否有用。外行人看，这个问题似乎多余。如果经济学果真无用，为什么国家的经济政策要请经济学家咨询？为什么美国联邦储备银行要请经济学家当主席？但是在经济学家之内，提出这个问题是有意义的。因为现代经济学所得到的最主要的结论是平等竞争的自由市场能导致各种资源的最佳利用。换句话说，无为而治是能保证经济效率最高的政策。既然无为而治是经济的最佳策略，经济学家就成为多余的人，如果让他们瞎出主意，反而会把事情弄糟，所以说，经济学似乎是没有用的。 当然，经济学并没有证明一切政府干预都不必要。相反，因为政府要提供诸如治安、国防等公共产品；私人活动常产生经济的外部性，如环境的污染、马路的拥堵；私人企业垄断市场就会欺侮消费者（其实公有制企业同样如此），所以政府管理经济是必要的。更不用说，政府还要负责（或监督）货币的发行和税收的征管。 那么，经济学的用场是否仅仅限于上列这些领域之内呢？对于没有外部性、又不是垄断的私人产品，经济学就没有用处了吗？并非如此。经济学在一般领域内的最主要的功能就是保卫经济的自由，防止各种似是而非的干预政策的出台。人类社会在过去做了无数的傻事，用自以为得计的政策去干预经济，造成了无数祸害，小的损失了财产，浪费了人力物力，大的造成几千万人的死亡。其所以难以纠正，因为大多数的干预都是出于好心，也因为经济事物的过于复杂，干预的恶果难以一眼看出来。可以预计，将来这一类的傻事还会不断发生，从而用来保卫经济自由的经济学也永远会有它的用场。 正因为经济自由至关重要，经济学家们在10多年前就提出经济自由度能否测量的问题。经过多年研究，终于在1990年提出了测定经济自由度的一系列指标，并对世界119个国家和地区作了实际测定， 公布于众。但那次指标的制定显然不够完善，接着又召开了多次国际会议，邀请各国的经济学家对测定方法加以改进。最近一次会议于1998年11月6 日至7日在马尼拉召开。我国有三位代表出席，王小鲁、胡庄军、 茅于轼，各代表国民经济研究所、发展研究中心和天则经济研究所赴会，参加了讨论。这次会上公布了1997年测量的结果。自由度排名第一的是香港，得分9.6（10分为满分），以下是新加坡（9.4）、新西兰（9.2）、 美国（9.1）、英国（9.0）。中国在119个国家中排名第79，得分5.6。其他几个国家的排行和得分为：日本第14，8.3分；泰国第24，7.9分；韩国第44，7.5分；印尼第47，7.2分；巴西第81，5.5分；印度第86，5.3分；俄罗斯第91，5.1分；缅甸第119，2.5分。另外有朝鲜等国家因资料不全而没有进入评定。和上次在1990年的排名相比，中国在经济自由度方面有了相当程度的改进。上次中国的排名和得分是87和4.2分。 因为全球各国都在致力于经济自由程度的改进，所以虽然中国得分从 4.2上升到5.6，改进了约1／3，但排名只从87上升到79，相当于10%。 给各国的经济自由度评分，必须满足几个条件，首先是客观性，不能凭印象打分，要从事实出发，避免个人的价值判断。其次是资料的可获得性，有些事实可以说明经济的自由化程度，例如交易费用的高低。最后是资料或数据必须单纯与经济自由度有关，没有其他因素掺杂进来，否则该指标并不完全说明自由度。 按目前的测量方法，经济自由度共分成七大类，每一类包含几个可以测量的指标，然后评分加权相加，这七大类是：（1）政府的规模， 包括政府支出占总消费的比例，转移支付的大小。（2 ）经济结构依赖市场的程度，包括政府投资的比重，物价管制，最高档税率，征税的方式。（3）货币政策和物价稳定，包括货币供应增长和经济增长之差， 近五年来通货膨胀率的标准差，上年的通胀率。（4 ）使用它国货币的机会，包括可否在本国银行拥有外币存款，在外国银行拥有存款、换汇的自由。（5）法制和财产权，包括对私人拥有产权的保护， 合同的不受政府干预，法治的完备。（6）国际贸易，包括关税，非关税保护，官价汇率与黑市汇率之差。（7）在资本市场上交换的自由， 包括私人银行存款所占的比例，给民办企业的贷款比例，利率管制，对个人进入国内外资本市场交易的限制。这次在马尼拉的讨论会上提出了许多指标改进的建议，特别决定要补充一大类指标，用以测量劳动市场的自由度。但用什么指标尚没有决定下来。 关于经济自由的重要性，许多经济学家都十分强调。测量各国经济自由度的活动一开始就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弗里德曼的支持，他们都为此写了文章并出席了多次讨论会，以后科斯、贝克也参加了讨论。按最近测定的结果将各国的经济自由度从最自由到最不自由分成1、2、3、4、5类，则可以明显地看到自由度越高的， 经济增长率也高，成人识字率及平均寿命也高。一般猜测自由度高的贫富差距较大，但事实上上述5类国家中收入均匀度从均匀到不均匀的排序为1、5、 3、2、4，两者并无明显的相关性。 因此提高经济自由度肯定是利大于弊的。在测定经济自由度方面一个新的进展是，加拿大的弗瑞泽研究所开始为境内的各个省测定他们各自的自由度，这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我国各省经济发展的程度差距很大，其原因多认为是开放程度不同所引起，这种感觉虽然有其根据，但不够客观。如果我们能为各省客观地测定它们的经济自由度，并能证明它确实与经济发展的程度有关的话，这可以为各省今后制订各项政策提供建议。目前国民经济研究所和天则经济研究所已经着手制订开展研究的计划，并创造条件付诸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