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贫困经济形成的外部因素：自然、历史与国家投资开发 关于贫困问题的研究，既有历史回顾，又有现状客观地描述，更重要的还是对导致贫困的成因进行地系统分析，以求找到破译贫困的“密码”，研究和制定脱贫致富的良策。因此，探究产生这一复杂社会现象的多层面原因，也就成了贫困研究者不得不啃的“酸果”了。贫困形成原因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既有人文资源的又有自然环境的，既有历史的又有现实的，既有内部的又有外部的，既有宗教的又有种族的，既有经济的又有战争的，常常是几种原因交错，形成为一种蛛网陷阱，使陷入者的“手脚”无法动弹，没有外力援助，完全依靠自己力量跳出困境，几乎不可能。就中国国情而言，尤其是目前所“剩”的最后一批贫困农民更是如此。 (1)自然原因 贫困的自然原因。自然条件差是造成贫困地区贫困的前提性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区位上的边缘性和山内的分散性。据有关资料，目前国家和省定的600个贫困县，绝大多数地处与邻国交接的边界上或省区之间的边界地位，地势险峻且多离中心城市。这种区位边缘性的影响，又由于贫困县内人口和经济活动空间高度分散性而被进一步放大。其不利影响有四：一是任何连接贫困地区与中心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所需投资都十分巨大，使本来就囊中羞涩的贫困地区望而却步；二是县内的教育、卫生和能源等设施难以形成经济规模，通常是建设的设施利用率不高，很多所需求的人才却又进不来用不上；三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高。一方面限制了正常活动的进行，农民非常希望子女读书，可是学校离家远又不能提供寄宿条件，小孩子每天得起早摸黑赶一二个小时路程，学生家长担心受累，坚持不了一年两载只好辍学；另一方面则严重影响贫困地区商品的竞争能力，即使是同样成本含量的可比产品，加上沉重的运费，难与外地同类产品竞争，贫困地区的厂商难以用同样的费用及时取得市场信息；四是由于不发达地区的边缘、分散和贫穷，造成既缺乏与其他地区争夺人才的经济实力，又缺乏吸引所需人才的区位魅力。区位条件差，人才难招进，分配的人才难留住，即使拥有丰饶的资源，也难以摆脱贫穷的困扰。其二，地形的复杂性和气候的恶劣性。西部地区地势较高，高山、高原多，共有山区、半山丘陵县601个，占全国39%。这些地区海拔大多在1000米以上，有的高达3000米以上。除云贵高原外，多属于干旱半天旱农牧区。西北各省区年降水量在400毫米以下大都存在干旱危机。干旱缺水是西北地区长期贫困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据农业专家研究和多年生产实践证明，每生产1公斤小麦需要水1000～1500公斤，1公斤水稻需水2000公斤，1公斤棉花需水5000公斤，每生产1公斤牛肉则需15000公斤的水所生产的饲料。从一定意义上说，有水才有生命、粮食和农牧业。开发西北地区不解决水的问题，无论是农牧业或工业都将一事无成。西部地区的开发不仅受水制约，而且受恶劣气候影响。除西南省区外，大部分地区年积温在摄氏2000～3000度以下。植被差，森林覆盖率低，特别是宁、青、新三省区覆盖率只有0.3～0.9%，甘肃也是一个少林省， 森林覆盖率仅为7%左右，远远低于全国12%的水平。干旱和风沙威胁很大，沙漠化日益加剧。与此同时，西部地区的水土流失也很严重。据统计，黄河平均每年输沙量为16亿吨，长江5亿吨，大部分来自西部地区。该区水土流失面积占全国水土流失面积的40%。不利的自然条件，不仅影响了本地区农牧业生产发展，也使长江和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受到不利影响。 (2)社会历史原因 对贫困地区原因分析不能割断历史联系。贫困落后地区之所以难摆脱贫困，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由旧的社会形态、文化传统沉淀下来，并支配着劳动者行为的旧传统观念或意识，对社会生产发展起着顽强的抗拒作用，以致国家输送的科技人才和资金难以取得应有效益，后进民族地区比先进地区严重得多。解放前，由于种种原因，各少数民族处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如布朗、独龙、怒、佤、赫哲等少数民族仍残存某些氏族公社遗迹，生产工具相当原始、简陋，铁制工具不足，木制、竹制、石制和骨制工具同时并存，“刀耕火种”仍是主要耕作方法，物物交换占主导地位。部分彝族、珞巴族停留在奴隶制社会，藏族大多封闭在农奴制社会形态，手工业没有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无专门从事商业活动的商人。当然也有一些少数民族进入封建社会并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接近或相当于汉族的生产力水平。解放后，在党和政府关怀下，少数民族从不同的社会形态向社会主义过渡，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然而后进民族地区却有相当多的群众仍然保持与原来相去不远的生产力水平，沿用古老、落后的生产工具，有些民族地区甚至还保留着“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正如马克思指出：“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活动的产物。……单是后来每一代人所得到的生产力都是前一代人已经取得而被当作原料为新生产服务这一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联系，形成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社会关系的发展而愈益成为人类的历史”。（注：马克思：致巴·瓦·安夫（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期第34页。）近50年来，国家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给予民族地区巨大支援，也没能有效地改变旧的生产方式。这表明，少数民族地区在国家或经济发达地区的帮助下，通过努力，可以跨越某种社会发展阶段向更高级的社会形态过渡，使生产关系发生“突变”。然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会因为生产关系的“突变”而“突变”，生产力的变革有其自身固有的规律性，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经济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诸因素中，由旧的社会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等积淀下来，并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旧传统观念或意识，对落后地区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潜移默化地、顽强地抗拒作用。 在经济落后的民族地区，教育，这种通过文化科学知识传播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有效手段难以取得应有效果。越是贫困落后地区农民群众的文化素质越低，越是文化素质低的群众也就越不重视教育投资的重大作用。他们的生产和生活经验仍然从前辈那里获得，致使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得以延续下来。科学技术或先进生产方式在经济落后的民族地区推广受到传统习惯阻碍。特别是在牧区，科学养育、合理畜群结构、改良畜品种、牲畜人工授精技术等在部分少数民族牧民中难以推广，他们仍然按照传统习惯从事“靠天养畜”的畜牧业生产，养长寿畜的现象仍较普遍，缺乏商品经济的成本观念、核算观念。正如列宁精辟指出的：习惯势力是一种很可怕的势力。传统的游牧方式每年冬春造成牲畜大量死亡，有些牧区的死亡率甚至超过了出栏率。如在云南景颇族山区，人们认为刀耕火种是阿公阿祖传下来的，是景颇传统，旧生产方式沿袭至今。鬼神指意仍然是部分少数民族的精神支柱。在宗教思想束缚下，一些人宁可节衣缩食甚至讨饭也心甘情愿把一年劳动所得捐给寺庙；杀牲祭鬼的陋习在有些少数民族地区仍相当盛行，以至使正常的生产生活受到影响。在封闭、愚昧、桎梏的环境中搞贫困开发，就像在隆冬气候环境下搞育苗、栽培一样，几乎不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