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 香港《信报》发表文章说，中国目前正在同时进行两种形式的“分开”，即“政企分开”和“军商分开”。这两种“分开”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健全发展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在讨论种种分开时，人们似乎忘掉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分开”，即“学商分开”。从一个民族国家的长远利益来看，学商分开的意义绝对不亚于其他种种类型的“分开”。 由于政府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持教育，知识界转向了经济活动。这种倾向在1992年后凸显出来，之后知识界开始了长达数年的“下海”运动。“下海”运动直接产生了几个非常消极的后果： 知识界很大一部分人转向了商业活动。他们中有的干脆脱离了学界，变成了纯粹的商人。有的把教育和学术活动变成了副业，而商业活动则成了他们的主业。更多的人则是在从事教育的同时兼从事商业活动。要意识到，很大一部分转向商业活动的知识分子，都是原来知识界的佼佼者和领头人，他们的离去不可不说是对教育界的一大打击。与此有关的是学生的经商活动。教员、研究者有如此表现，他们所领导的学生的经商行为也就很好理解了。 学商一体对社会上的“一切向钱看”的风气推波助澜。在下海运动的推动下，整个中国社会已变成了金钱的奴隶，形成了一种可以称之为“金钱精神”的状态。在这一过程中，知识界的功劳不可说小。知识界本身身体力行，现在从事什么教育、研究课题都是以能否有经济效益为标准，甚至教员的职称评定都要看他或她是否创造了经济效益。当他或她下笔第一个字的时候，如果心中想的是钱的话，其问题的严重性是可想而知的。 从长远来说，更为恶劣的是知识界丧失了代表社会良知的资格。知识界身体力行，通过自身的种种行为把社会的“金钱精神”合法化了。本来，知识界是社会良知的承载体，但现在却成了社会良知的破坏者。当社会的基层成员还有知识有用的价值观的时候，知识界却看到了金钱而非知识的重要性。知识分子可以对社会上所发生的一切视若无睹，因为对他们来说知识的功用就是赚钱。如果说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知识界成了政治的牺牲品，那么现在知识界无疑成了经济的牺牲品。 自然，产生这种现象不仅是知识界本身所致。随着改革的深入，政府本身能够提高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但始终没有找到一种行之有效的政策来达到这一目标。既然政府没有能力这样做，只好号召知识界自力更生，于是乎，“创收”成了各学校、研究机构的最重要的议程。 政府把这样一种行为美其名为“教育改革”，意在把中国的教育研究从象牙塔中拖出来，把知识转化为经济产品。这种思路并非一点道理都没有，但这不是一种好的思路。诚然，中国的教育制度弊端已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但用经济力量冲击现行教育制度，如同毛泽东的用政治力量去冲击教育制度一样适得其反。需要改革的是教育制度，而非引导人们去经商。毛泽东的教育政策牺牲了整整一代人，国家承受了极大的损失。现在，学界的下海风潮也已长达近10年了。可悲的是，人们却不以为然，因为它主要地表现为一种和平的、无痛楚的侵蚀方式。但可以预计的是，从长远看，经济因素对知识界的毒害，并不会小于政治因素对知识界的毒害。如果政府真要“科教兴国”，现在是到了有所动作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