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已进行了20年了，但中外改革成败的比较研究严格地说还是在90年代苏东剧变后才真正开始的。因为在那以前所有前计划经济国家的改革无论微观上有何不同，宏观上都属于所谓的体制内改革。而90年代前苏联东欧国家走上了另一条改革之路，这与我国就形成了比较。这些年来，无论政治、文化方面的比较怎么样，从经济上讲中国虽遇到不少问题，但总的来说一直处于增长期；而苏东诸国则都出现了“U” 型曲折，有些国家（波兰、捷克、斯洛文尼亚等）在短暂阵痛后即进入了持续增长，另一些国家（如俄罗斯）则危机延长而且回升乏力，但转轨初期经济下滑则是共同的。这就使国内外都盛行着中国成功而东欧失败（至少是不如中国成功）的评论。但对成败的原因分析则各有不同，就国内而言明显地可分为三阶段： 第一阶段从东苏剧变起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当时盛行“姓社姓资”之说，认为中国改革姓社，所以成功，而苏东改革姓资，所以失败了。这种说法迄今也未消失，但影响已急剧下降了。 邓小平南巡后经济改革又兴，而“不争论姓社姓资”已成主流声音，于是认为中国、东欧改革不是方向之别而是速度和顺序之别的观点盛行。流行的说法是：中国改革是渐进的，摸着石头就过了河，而东欧改革是激进的，一步没迈过壕沟就摔惨了。还有人看到中国在许多方面（如办特区及优惠外资）其实比东欧更“激进”，于是把渐进激进之别修改为存量增量之别，说中国搞的是增量改革，所以成功，而东欧一来就搞存量改革，所以失败了。 及至去年十五大与今年“两会”之后，我国改革也日趋“激进”，并且指向了国企等“存量”，于是上述诸说渐衰，而新的解释模式又应时而生： 有人作“俄越改革比较”，认为休克疗法其实不坏，越南行之颇见奇效，而俄罗斯行之则不灵，关键在于越南保持了铁腕强权，所以物价说涨就涨，工人说撵走就撵走，国企说给谁就给谁，谁也不敢说个不字，于是改革便能顺利到位。俄国则不幸搞了所谓民主，失业一高，福利一降，就议会里吵社会上闹，政府下不了手。“休克”到不了位，故而陷入困境。显然，这里讲的是越南，实际所指是很清楚的。 有人则倡交易成本之说，认为东欧搞的是“公共选择”式改革而中国搞的是“双方交易”，而公共选择之成本大于双方交易，这就是中国成功而东欧失败之原因。 还有种说法是：东欧搞的是“向后看”改革，老要纠缠工人创造的积累怎么算、“非法”的没收怎么赔等“过去的问题”。而中国搞的是“向前看”的改革，只要蛋糕能做大。怎么切都可以，“过去的问题”不管它，而只求面向末来，所以成功了，云云。 这些说法在驳论方面有些道理。“渐进激进”或“存量增量”之说并不能揭示中国改革的真正得失。在许多领域（如对外资的优惠和在劳资关系中的资方优势）中我国实际上远比东欧更“激进”，而变公社为家庭农场这样一场涉及我国80%人口的变革，难道不正是典型的存量改革么？我国改革中成效最显著的不正是这些领域的改革么？ 但这些说法的立论是不能成立的。无论“扬越抑俄”、“扬‘双方交易’抑‘公共决策’”还是扬“向前看”抑“向后看”，其实质都是一个：铁腕寡头强行处置公共资产而不顾社会公正，改革就能成功；若是讲什么公共决策、起点平等、民主量化、历史欠帐——一句话，若强调改革的公正性，就会加大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使改革失败。我以为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中，这种看法都是站不住脚的。 交易成本理论是当代经济学最重要的成就之一。但这一理论只适用于已确定的交易方之间的交易过程，而不能用于交易方的确定。说白了：这个理论首先是支持“交易”而反对“抢劫”（凭权势强占）的，它只能比较各种交易方式的成本，而不能比较交易与抢劫的成本。科斯的一个经典说法是：工人为什么不自己到市场去出卖产品和劳务，而要受雇于企业？就因为企业这种组织形式能降低交易费用。科斯并没有这样提问题：如果把这些工人都抓起来进行奴隶制生产，根本不让他们有讨价还价的权利，“交易费用”会不会更省？这并不是荒唐的假设， 因为R·W·福格尔等人曾证明， 美国南北战争前南方奴隶制经济在成本与效益方面并不比北方自由经济差。但是无论科斯还是福格尔，都不会用“交易成本”来为奴隶制辩护。应当说，这并不仅仅是出于道义上的限制，而且也是学理上的逻辑使然。因为，有规则的交易与无规则的抢劫之间即使在技术意义上也是无法比较“成本”的。举例言之，如果甲乙二人在市场上反复讲价而仍达不成交易，于是甲干脆拔出刀来把乙给抢了，这是否会使“产权转移”的“成本”降低呢？无疑，如果乙束手任抢，也许会的，但若乙也拔刀相抗，那“成本”可就不堪设想了。换句话说，如果把强权因素引入“交易”，那么由于无法规范预期，“成本”也就无法比较。可见即使是“不道德的经济学”，因技术的理由也不能把“交易成本”用在这种场合。有人宣称：由公共资产的看守者在不受监督的条件下监守自盗是一种“交易成本最低”的私有化方式。即使不作道义上的反驳，人们也会问：你凭什么断言“公共”会对此一声不吭，任凭看守者做这种“无成本交易”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