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盘西化派”主张中国文化脱胎换骨。第一个知识群体以胡适、钱玄同等为代表，主张抛弃传统，使中国文化彻底脱胎换骨，引进和接受西方文明，被称为“全盘西化派”。二、“中体西用派”试图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第二个知识群体以梁启超、梁漱溟等为代表，试图在失去“政治轴心”的支持下，弘扬东方学术，以儒学为框架来吸收西方文化，开辟一条近代化的道路。他们主张社会普遍和谐的观念，认为道德和精神的融合是未来的进步标志，坚持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以为欧美国家用血与火的代价取得文明进步并不是最佳的选择。三、“《新青年》派”致力于创造“第三新文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还产生了第三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他们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以《新青年》杂志为阵地，可称为“《新青年》派”。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崛起的一支新的文化生力军。尽管他们中许多人崇拜过梁任公的如椽手笔，追随过辛亥革命的义旗，信奉过西方传来的这种或那种“主义”，但在如火如荼的五四爱国运动和文化反思中，已认识到社会改造的重要性。与前两个知识群体不同，这些人怀抱爱国热忱和远大理理，在实践中选择西方的各种学说，把文化重建和社会改造密切结合，通过“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来建立“第三新文明”，并努力使思想启蒙走向工农，成为救国救民的理论。四、新文化运动中各知识群体的共同特点。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并非近代才有，但这两种文化思潮的大交流、大碰撞却发生在五四时期。在争论中，通过对中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先驱者们总是着眼于现实：如何舍弃我之缺点，发扬我之优点；如何以西方之优点，补我之不足。尽管诸家之观点多有不同，但着眼于民族之振兴，则是各家共同的。其特点主要有：第一，他们重新审视中国儒家文化，反对其独尊地位，是这一时期思想文化争论中的重要内容。第二，他们既反对纲常名教，又重视研究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并力求实现二者的统一。第三，他们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研究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仍然缺乏其深刻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