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统治的十余年间，中国不论社会经济还是政治军事以及思想学术，都有相当大的转变，学术界过去对此似注意不够。特别是北洋体系由盛而衰、在北伐战争前先已濒于崩溃（这是军事力量明显更弱的国民革命军能够战胜北洋军的重要原因之一）的情形，更缺乏深入的研究。本文主要通过20年代《申报》主笔杨荫杭（1878—1945）当时随手写下的大量“时评”（现已辑录成集），试探索时人关注之所在，希望能藉此揭示一些当时世事变迁的消息。 《申报》是商业报纸，其“时评”既要紧追时事发展（有时几乎是逐日写作），又要考虑读者的兴趣与关注所在；正因是随手写下，虽可能思虑不周，恰最能反映时代的社会政治脉搏，是了解那一时代的珍贵史料。当然，主要从一个人的文字观察全国局势，属于名副其实的管中窥豹，或不免有以偏概全之嫌。本文在使用这些材料时主要注意其中揭示时人关注点的部分，而对杨氏带个人价值判断的评估话语，则必先甄别而后慎用，以尽量减少其个人观感的影响（当然，有时也专门探讨其作为一个读书人的个人见解，此当在行文中说明之）。 杨荫杭少读诗书，后入晚清新学堂，曾留学日、美习法律。在日本时曾身与反清革命，后又转而支持立宪。民国后历任江苏、北京等地高级司法官。1919年辞官返南，次年入《申报》馆任主笔，并开设律师事务所。（注：参见杨绛《回忆我的父亲》，载杨荫杭《老圃遗文辑》（以下径引书名，并注明写作时日及原刊报纸，个别标点偶有更易），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931—980页。）他关注时事民生，对社会变迁有较一般人更敏锐的观察力，是一个典型的忧国知识分子。其时评数量颇巨，所涵盖的时间在1920—1925年间，其中多数在前四年。（注：据《老圃遗文辑》，1924年仅1月1日和5日各有一篇， 以后有近两个月无写作，再写则已不谈时政。到1925年9月末， 杨氏又开始在《时报》略谈时政，然量不多，原因待考。）杨氏所论虽集中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几年，但其所观察到的现象基本持续到北伐战争初期，较集中地表述了北伐前数年一个忧国知识分子眼中的国情。 杨氏的阅历和学力赋予他比许多人更开阔的视野，他观察时局有一个相当与众不同的视角，即非常注重社会变迁——特别是新生社会群体和新兴社会行为——与时代政治问题的紧密关联。他敏锐地观察到商人地位的上升及随之而来的一种“思出其位”的强烈政治参与感。同样，学生也“纷心于政治，几无一事不劳学生问津”。更加突破常轨的是原有的政治、军事群体的社会组成及其行为也逐步呈现非常规化，出现了“游民”和“饥民”这类新边缘社群对政治军事的积极参与。在这样一种泛政治化的语境中，新的社会行为方式应运而生：开会、演说、发电报、上新闻，都渐有职业化的倾向；其社会功能在于既为电报局和报纸制造了就业机会，更成为新的上升性社会变动途径：集会结社已“等于终南之捷径”。（注：这些内容已另文探讨，参见罗志田《清季科举制改革的社会影响》，《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 这样的社会变迁，特别是新的社会行为，必然会直接间接影响到实际政治的运作。以今日的后见之明看，上述社会变迁是近代中国正统衰落、边缘上升大趋势的自然发展，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对当年的时局观察者来说，这类社会结构混乱的无序现象却似乎刚刚浮出水面（实际上大概是其对政治运作的影响开始渐趋明显）。与社会结构的混乱无序相伴随，20年代初的中国政治出现了一个近代前所未有的新现象，即中央政府渐失驾驭力，而南北大小军阀已实际形成占地而治的割据局面。 杨荫杭对当时局势最常用的历史比拟，就是“五代”，而其严重性犹有过之。“五代”的特征首先是分裂，不仅南北“各据一方；南北既分，以为未足，北与北更互相水火，南与南又互相吞噬。呜呼！吾国自有史以来，处境之阽危，未有甚于斯者也”。其次的特征是武人当道，文人或为武人所用，或退居边缘。而“五代”的另一特征则是“内讧不已，乃暗中乞助于外人，一如当时之乞助于契丹”。实际上，“今之外患，甚于契丹；踵起诸强，多于金元”，已到“虽举国上下，同心同德，尚恐应接之不暇”的程度。（注：1920年6月7日、7月5日、12月24日《申报》，《老圃遗文辑》，第12—13、45—46、166页。） 全国局势既然类似五代，也就出现了与五代相近的时代要求——向往统一。在一定程度上，1924—1925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可以视为北洋军阀内部最后一次武力统一的尝试，而其后的“善后会议”及大约同时各种召开“国民会议”的要求则是南北双方各政治力量最后一次和平统一的努力。两次努力的失败不仅促成北洋体系的崩散，而且导致北洋政府统治合道性（political legitimacy）的丧失，为后来的北伐预留了“有道伐无道”的先机。（注：参见罗志田《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台北《新史学》第5卷第1期，1994年3月。 ）故当时的军政格局及时代要求正体现了此后数年中国政治局势大转折的时势语境，以下即具体探讨这一语境的几个面相。 一、中央政府失控与南北分裂局面的复杂化 1920年10月12日，直系的苏皖赣巡阅使兼江苏督军李纯自杀（或云他杀），三天后直系军阀在保定开会，决定推举北洋元老王士珍继任，而北京政府似乎也派代表与会。杨荫杭立刻捕捉到这一行为隐含的意义，他指出：“保定武人之会议，中央不加禁止，反派代表与会。往者武人集议政治，中央尚有官样文章加以阻止，今并‘告朔饩羊’而亡之矣。‘诸侯会盟，王人与焉’，此东周之事，何图于今日见之。”（注：1920年10月22日《申报》，《老圃遗文辑》，第10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