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6月2日，被誉为世界学者的王国维自沉于北京颐和园昆明湖，为世人留下了难解之谜。七十年来，对其自沉之因，众说纷纭，然多偏颇臆测，实有再行讨论之必要。 一、几种自沉原因质疑 多年来，关于王国维先生自沉原因一直众口难调、各执己见，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陈元晖和罗振玉等人的殉清说；史达和郭沫若等人的罗振玉逼债说；萧艾的叔本华悲观主义人生观说；顾颉刚和梁漱溟等人的恐惧国共合作北伐说。掩卷深思，均有值得商榷之处。 1.“殉清说”质疑 “殉清说”的得力依据有：王国维至死仍拖着发辫，做过清废帝的官，是清朝的遗老，于北伐节节胜利之际自觉复辟无望而自沉。 关于王国维的辫子，谔士曾说：“剪掉辫子的人，未必不是遗老，可是宁死也不剪辫子的人，必定是遗老。”（注：《王国维的辫子》，《人物》1984年第5期。）此语未免过于武断。在谔士先生看来， 辫子是清王朝的象征，笔者实难苟同。一则，清朝自宣统三年已有旨听任人民剪除辫发，（注：转引自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9页。 ）可见清政府已不再把剃发留辫作为人们臣服自己的标志；二则，逊帝溥仪在其师庄士敦影响下已剪去辫子，他的父亲载沣比他剪得还早。那么王国维的辫子还象征着什么呢？在清华大学期间，一次王国维夫人在给王国维梳理辫子时不耐烦地说，大家都剪掉了，你还留着。王国维则意味深长地说：“既然留了，就留吧。”故与其说他的辫子代表着他的遗老身份，毋宁说这是他坚贞不屈的人格的表征，比起那些见风使舵、毫无学者气节的人，倒更应该令人肃然起敬。 关于王国维做过溥仪的官，特别是1923年入值南书房行走，人们多以此立论说他忠于清室是遗老，甚至其门人也认为“王国维对伪小官尚且如此得意，假使他做了伪的大官，那还了得！”（注：蔡尚思《王国维的学问、思想及死因》，《历史研究》1985年第4期。 ）王国维一向淡泊政治功名而视学术为生命，他若热衷官场，早就当上北大研究所主任或清华研究院院长了。王国维一生清贫是人所共知的，他的求学和治学，若无罗振玉的帮助是很难想象的，所以他入值南斋一方面是为了维持生活，一方面是为了报答罗氏。 需要指出的，既然出于生计考虑，他为何不就北大之聘呢？的确，早在1917年底北大即欲聘他，但被他拒绝了。因为当时他正担任哈同《学术杂志》编辑之职，主管《学术丛编》，借哈同之资本发表自己学术成果，1918年又兼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尚不忍弃之。1921年北大再次邀聘，又遭谢绝，其原因王国维自己交待得最清楚不过了。他在1921年1月28日致罗玉信中说；“惟旅沪日久，与各处关系甚多， 经手未了之件与日俱增，几辈学业多在南方，维亦有怀土之意，以迁地为畏事。”（注：吴泽主编《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版（以下书信除特殊注明外皆引自该书）。）2月6日致马衡信云：“沪事又烦赜，是以一时尚不得暇晷，俟南方诸家书略正顿后再北上”。其间他正为乌程蒋汝藻撰修《密韵楼藏书志》以补诸子学费之绌，并参加了《浙江通志》的编纂工作。哈同之职与编目之事皆罗振玉托人而成，于感情上亦不可轻辞。何况这些工作使他有机会接触大量善本文献，于其治学大有裨益。直到1922年8月他才接受北大聘金任其通讯导师。他于8月8 日致罗振玉信中说：“仍许留名去实，不与决绝，保此一线关系，或有益也。” 8月24日致罗信又说：“此地位将来或有利用之处，故今日已复函允之。”（注：王宇、朱金枝《王国维未刊书札十通》，《文献》1992年第 4期。）二信中“有益”、“利用”之语皆是为了今后谋生留一退路，故他此前未允北大决非因为北大是民国所办而不愿为民国效力。除去上述原因外或还有他因，从下面三封信中可略窥一二。1922年8月24 日致罗振玉信云：“前日叔平（马衡）来函又将北大研究科之款送来……维知不与说明真因，终不肯止，而此际碍难说明。”入应京后致罗信云：“大学本拟开欢迎会，经维力辞乃改为二十八人之茶话会。”（注：王宇、朱金枝《王国维未刊书札十通》，《文献》1992年第4期。）1924年4月26日致蒋汝藻信中又说：“推荐弟为此间研究所主任……但弟以绝无党派之人，与此事则可，不愿有所濡染……观北大与研究系均有包揽之意，亦互相恶，弟不愿与任何方面有所接近。”从上三信中推断，或许王国维早已知北大党派之争而不愿应聘，或者有别的人际原因，这尚待进一步探讨。 1923年4月，溥仪下旨诏王国维为南书房行走， 此时《密韵楼藏书志》已基本完成，哈同学校亦已解散，他又失去了谋生之业，故于5 月底应诏北上。若因他入值南斋并加五品衔就是清室遗老，那么是否可以说工人进资本家工厂做工也就成为资本家或资产阶级一部分呢？鲁迅在中国政治最黑暗年代里一直在反动官僚机构里任职，从民国元年他便做了教育部的官，袁世凯称帝、曹锟贿选他都在教育部，可有谁给他戴上“军阀反动派走狗”的帽子呢？王国维在1907年写的《自序》中说：“顾此五六年间，亦非能终日治学问，其为生活故而治他人事。”（注：《王观堂先生全集》（以下简称《全集》第五册，《静安文集续编·自序》，台北文化出版公司1968年版。）此后的20年间又何尝不是这样。甲子之变后，他又失去谋生之所，适逢清华研究院成立并聘他为教授。他未随逊帝赴津，而是就任清华教授之职，因为他对南斋生活已感到极度疲乏厌倦，唯一的追求仍是从事学术研究。早在1924年6月6日致罗振玉信中即云：“观之欲请假者，一则因前书未遂， 愧对师友， 二则因此恶浊界中机械太多，一切公心在彼视之尽为私意……得请之后，拟仍居辇毂，闭门授徒以自给。”1925年3月25日致蒋汝藻信亦表明了这点：逊帝“虽困穷至此，而中间派别意见排挤倾轧，乃与承平无异。故弟于上月中已决就清华学校之聘，全家亦拟迁往清华园，离此人海，计亦良得。数日不亲书卷，直觉心思散慢，会须收召魂魄，重理旧业耳。”另外清华研究院的宗旨也与他的文化追求相合，所以他义无反顾地重新投入学术研究之中。 至于因北伐节节胜利，王国维感到复辟无望之说， 亦于理难通。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12月罗、王赴日，他若忠于清，应于此时殉节。因为此时清王朝覆灭已成定局，民国对清帝优待条件尚未公布，他怎知还有复辟之望？而1927年6月1日北伐军进逼郑州，这时溥仪仍在日本庇护下安居津园，他又怎知复辟无望？王国维若真存复辟之念，就应待逊帝有个三长两短之后再绝望殉清，那时才真是“千古流芳”呢，但事实并非如此，故复辟无望之语不可靠。 所以，静安先生并非清室遗老，他的自沉亦非殉清。 2.“逼债说”质疑。 史达在《王静庵先生致死的真因》中说王国维之死“实缘受友累，经济上挨到过量的压迫耳…去年王子病死…（罗振玉）因强令王家每年拿出二千块钱给罗女，作为津贴…又去兜搭王先生再做一趟生意…不料大折其本…且又背了不少债务…这一枝毒箭便是王先生送命的近因。”（注：《文学周报》第27卷六、七合刊。）郭沫若和溥仪等也持同样观点。但核实有关材料，此说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