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之后，在国共和谈进行过程中，军队问题始终是双方争执的重点之一。国民党企图以“军队国家化”的名义，将中共军队化入自己的控制之下，中共则坚持军队的独立性。为此，双方进行了反复交涉。1946年2月，在美国特使马歇尔的调停下，国共达成整军协定， 规定了双方军队整编的原则和进行步骤。虽然这个协定由于整个政治环境的变化而未能实行，但国共双方仍据此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整军工作，本文即略述此一整军的过程。 一、国民党的军事整编 1946年2月25日，国、共、美三方代表张治中、周恩来、 马歇尔签署了《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通称“整军方案”），该方案规定，全国军队保留108个师，国共军队之比为5 ：1，协定公布后12个月内，政府应将90个师、中共应将18个师以外之各部队复员；3到6个星期内，政府与中共应交出保留各师表册及复员部队次序，12个月完毕后之6个月，政府军应缩编为50个师， 中共军应缩编为10个师，编为20个军。方案还规定了国共军队的编成方法及配置地点（注：《中央日报》（重庆），1946年2月26日。）。此后， 国共双方即依据此一方案，进行了初步的整编工作。 国民党方面早在抗战后期便已计划军队整编工作，至1944年底，国民党政府军已有124个军354个师31个旅近600万人， 如此庞大的兵力在经济上是一个极其沉重的负担，而且部队素质低下，待遇不高，亟待调整整编（注：林蔚：《关于整军的报告》，《中央日报》（重庆）1946年1月17日。）。据官方报告，从1945年初起， 国民党政府军已陆续裁减了36个军111个师21旅，编制减少了约1／3，人数减少了约110万，到整军方案达成时，还有91个军253个师。 据军政部向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的报告，国民党政府军将在18个月内分两期整编。第一期12个月，部队裁减为30个军90个师，其中第一阶段先将军改为师，师改为旅，预定5 月底完成；第二阶段统一编成90个师，两期预计复员官兵143万人。 第二期全军编为50个师，预计复员官兵65万人，地方保安团队亦复员 1／3（注：林蔚：《军事复员报告》，1946年3月3日， 青年远征军第二零八师政治部编：《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二中全会辑要》，1946年印本，第42—48页。）。 根据蒋介石的机密甲9269号和9272号手令，国民党政府军的整编方法是：“将全国现有陆军，按军师单位，军缩为师，师缩为团，或先缩为旅”（注：《行政院复员官兵计划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报告及决议案》，1946年印本，第4页。）， 即将三师九团制的军缩编为二旅六团制或三旅六团制的师，裁掉1／3的员额，从三三制改为二三或三二制。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为了应付整军方案的要求，另一方面也较易操作。如果从实战角度出发，三三制较为合适，但当时军队高层考虑，“三三制在运用部署上虽较便利，但三旅九团过于庞大笨重，在我国道路不良，行军长径大，补给与指挥不便，易失机动力”，而“两旅六团兼有持续强韧战力与机动力，在运用上似较适宜。”（注：《陆军部队现行编制装备之检讨综合研究》、《第二期军事小组讨论结论汇集》，1946年印本。但据时任军政部军务署副署长郭汝瑰的看法，国民党原计划汰弱留强，后因各部队要求公平，遂改为凡整编部队一律裁减1／3，导致强者变弱，弱者更弱。（作者访问郭汝瑰记录，1989年9月19日）。 ）因此在整编过程中，编制采用了二三制或三二制，其实质是一样的。国民党政府军的整编自1946年3月开始，第一期整编陇海路沿线的27个军67个师，4月底完成；第二期整编长江以南的30个军84个师，6月底基本完成； 第三期计划整编陇海路以北的32个军，自7月开始， 因全面内战爆发而停止（注：这种整编本身由于时间所限和计划的粗糙，很多时候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如第三十八集团军电称：“整编之各师军，不论其是否改编完毕，统自五月一日起军改称为整编某某师，师改称为旅。”（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一卷第254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 年版）国民党政府裁减实数尚缺乏确切统计。如按中共的统计，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总数为430万人，则较林蔚所称1945年底490万的数量约减少了60万人， 但国民党军队缺额甚多，此减少数字完全可能是名义而非实数。现有资料显示出国民党军队军官佐被裁后的有关情况，但很少士兵被裁情况的资料，或许能说明问题。）。 对于复员计划所裁减的官兵，如按蒋介石当初的设想，是“将现役师旅团中之各级优秀军官佐及军士，轮流悉数选集于中央陆海空军各学校，重新训练，以为建立国防军之新干部，尔后按省设立军区，开始征兵，逐步成立国防师”；“将已经缩编之师旅，配置于全国重要公（铁）路线上，及国防重地，区分地境，限期六个月至一年内，将其所辖地区内之公路铁路或水利治河，定期完成，尔后按实有人数，师缩为旅，旅缩为团，继续增修公（铁）路与治河水利工作，并增加较久之生产事业，如造林，垦殖，与移民戍边等工作。”（注：《行政院复员官兵计划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报告及决议案》，第4—5页。）为此，行政院成立了复员官兵计划委员会，“对于复员官兵之生计，负统筹设计之责，务使人人各安其业，各得其所”。（注：《行政院复员官兵计划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报告及决议案》，第4—5页，第3页。）根据其计划， 预计第一期复员军官（佐）18万人，其中除了1万人深造，1万人退役，1 万人集团转业外，其余15万人将经3个月至1年的训练后，予以个别转业。转业计划为，警官4万人，交通管理5千人，工矿管理2千人，农村垦牧1千人，土地测量1千人，地方行政2万人，地方卫生2千人，金融财政1千人，民众义务教员4万人，劳动服务队督导员4万人，总预算2010亿元，如加上上述事业开办费和军官（佐）薪俸（每月人均 7 万元）， 共需3566亿元。（注：《第一期复员军官佐十五万人个别转业训练计划》，1946年印本。）至于复员士兵125万人， “除择优深造及资遣退役者约二十五万人外，尚余百万人，即行集团转业，分配于修筑铁路、公路、水利、工程及垦殖畜牧等项”。（注：林蔚：《军事复员报告》，1946年3月3日，载《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二中全会辑要》，第48页。）可是这些计划大都停留在纸面上，很少真正付诸实施。唯一实行的是，成立了20个军官总队及4个直属大队，收容被裁军官。 （注：根据国防部统计称，复员官佐人数总计约23万余人，其中编余16万余人，失业7 万余人，最后安排是，留用约7万人，转业5.6万人，退役10.6万余人（《国防部对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军事报告》，1947年9月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正是由于国民党对复员官兵的漫不经心，使得复员官兵流落社会，生活无着。如按国民党原规定，军官佐退役金数量，最高的将官不过发给一年薪给及6斗退役粮另加1／3月俸， 后调整为按实职年资计算，以3个月薪水基数，每增加1年，加发1个月薪水，及 1／2月俸。然而按照当时的物价上涨情况，如果退役后没有职业，这点薪水不能够维持的生活水平是可想而知的，以至出现了“将级人员退伍还乡后，社会地位未予保障，致受保甲人员欺压”的情况。（注：《国防部政绩报告》、《国防部会议记录》，1946年6月18日。 ）这就难免使复员工作受到影响，复员官兵对国民党心怀怨恨，不仅影响社会安定，而且直接影响到部队作战士气。至于被裁军官，更是利用以往的社会地位和活动能量，四下串联，要求给以适当安排，以至最后酿成中山陵哭陵的一幕，轰动了社会各界。（注：据重庆警备总司令孙元良其后回忆，重庆一地的登记失业军官即多达4千余人， （《亿万光年中的一瞬—孙元良回忆录》，第286页，高雄1972年版）这些被裁军官， 多数身无长技，一旦裁减，势必流落社会，走投无路，甚至不乏自寻短见者，以至“兔死狐悲，士气也无形中受到影响。”（《刘汝明回忆录》， 第143页，台北1966年版）1947年5月12日，中央训练团将官班失业学员500余人，于中山陵谒陵时，因感生活无着，“多掩面痛泣”，并表示如不能按目前待遇发给编余者，将续向行政院请愿。史称“哭陵事件”，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称为“近年来空前的现实大讽刺”。（万仁元、方庆秋主编：《中华民国史料长编》，第70册第107页，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