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西路军的研究、评价开始于西路军失败之初，甚至可以这样说，在西路军尚未失败之时对西路军的评价便开始了。然而从一开始对西路军的评价、研究就存在着不同的观点。笔者以为，迄今为止对西路军的研究、评价大体上经历了这样三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从西路军失败之初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时期尽管有张国焘等人的不同主张，但主体是毛泽东的观点呈一统天下之势；第二阶段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到《党史研究资料》1983年原第9期被上级强行收回为止。 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全国拨乱反正的开始，西路军的研究也出现了多种学术观点并存的时期，然而《党史研究资料》1983年原第9期被收回， 使西路军研究出现了新的困难；第三阶段以徐帅回忆录《历史的回顾》的出版以及李先念、伍修权纪念徐帅文章的发表为标志，西路军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但由于仍有不少阻力，所以这一时期研究工作并没有多少进展。 一、西路军研究与评价中传统观念的形成 在西路军问题上，长时间占统治地位的主张便是毛泽东的论断。他在1936年12月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第五章第一节中说：“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旧版《毛泽东选集》在此处有条注释说：“一九三六年秋季，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后，从西康东北部出发，作北上转移。张国焘这时候仍然坚持反党，坚持他一贯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同年十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二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 至一九三七年三月完全失败”（注：《毛泽东选集》第182页，人民出版社，1968年合订本。）。 对毛泽东的这一论断和《毛泽东选集》的这一注释，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看法。丛进在其《对“毛选”中关于西路军的一个断语和一条注释的辩疑》中认为：第一，“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路军并没有失败。”从兵力上说，到12月底西路军总人数最低也不少于15000人， 这就是说西路军的主要兵力还保存着，只不过是有一定数量的损失罢了；从执行任务的情况看，到12月底西路军没有停止打通国际路线的任务，还在按军委电令继续战斗前进中，没有失败；从中央军委组织援西军的情况看。1937年1月20日，高台经过激战失守，西路军出现了危急，到2月中旬，兵力不足万人。在此紧急关头，中央军委于2月27 日组成了以刘伯承为司令员的援西军。如果说1936年12月西路军已失败，那么很难设想3 个月后援西军的组成。第二，中共中央1936年12月还没有清算张国焘路线，所以，毛泽东也不可能去宣称张国焘路线的破产。文章认为这一断语是在“1937年3月西路军失败和清算张国焘路线的中央会议之后， 对讲稿进行整理补充时所加”（注：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党史研究资料》1983年第9期，第28—30页。需要说明的是，这期资料后被收回， 革命博物馆又重编了第9期《资料》。）。笔者赞同丛进的观点，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当时毛泽东在文章中是否有此断语，但加进这一断语的这篇文章却给日后的西路军研究以很大影响。事实上将西路军同张国焘联系起来的观点，从1937年初就存在了。凯丰在1937年2 月写的《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的文章中就指出“国焘开始提出川康的计划，后来虽同意中央北上的方针，但他的北上是与中央的北上基本不同，他的北上是向青海、西宁发展，在这次到达甘肃后，仍把部队向西开进，可得到证明。因为国焘根据他自己的政治观点出发，他认为现在是退却的时候，他认为向西退却才能保存力量，如川西北、西康、西宁等等”（注：《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第4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随后在1937年3月31 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中也认为“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注：《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第102页，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对这一点，《反对张国焘路线讨论大纲》进行了解释：“西路军的失败是张国焘路线宣告最后的破产。由于张国焘路线在西路军的领导者中根深蒂固的存在着，虽然向中央路线转变有些进步，然而并没有彻底揭发张国焘路线，没有执行中央路线与各种指示去转变部队中的工作，造成了红军与回民间极恶劣的关系，引起回民到处的反对，使西路军遭受失败。西路军的失败是中国革命的损失，而同时也证明与宣告张国焘路线的最后破产”（注：《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第8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至此，传统观点还不算形成，因为这里仅仅指出的是西路军的失败是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而没有具体说为什么。具体的或者详细说明红四方面军之九军、三十军以及红一方面军五军团等3个军的渡河、 组成西路军西进以及失败是由张国焘造成的，这是1937年12月毛泽东在接见部分西路军将士时指出的：“红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他惧怕国民党反动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国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扩大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误的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注：转引自《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及其它——西路军史考察报告之二》董汉河执笔，甘肃《社会科学》1980年第2期。）。到此毛泽东的观点已经形成。 其基本内容有三：（1）红四方面军之九军、 三十军及红一方面军五军团的渡河是张国焘没有经过中央批准而偷偷所为；（2 ）西路军的西进不是受中央之命，而是张国焘为了向中央闹独立而进行的；（3 ）西路军的失败是张国焘路线破产的标志。 这种观点由于是毛泽东提出的，而且张国焘又于1938年4 月背叛了中共，投靠了国民党集团。因此，这种观点也就长时间的支配着西路军研究领域。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出版的许多中共党史版本都沿用或套用这种观点。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9年1 月出版的由胡华主编的《中国革命史讲义》中称：二、四方面军会师后，“由于朱德、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的坚持斗争，红四方面军的同志们违反了张国焘的意志，与红二方面军一起北上。但是，张国焘这时候仍然坚持反党，坚持他一贯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同年十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两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甘肃永昌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到一九三七年三月在甘肃北部的酒泉完全失败，……西路军的惨败，是张国焘分裂主义者对中国革命犯下的可痛心的滔天罪恶”。不仅如此，许多当年参加了西路军的领导人在撰写回忆录或写回忆文章时也违心地写上了上述观点。 在这特定的环境中，不管是史学界还是西路军的参与者都不可能提出和毛泽东的观点相对立的主张。当然作为毛泽东对立者的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虽承认西路军是受他之命的，但在西路军失败问题上却指责西路军领导和毛泽东。他还借朱德之口说出了自己的话：“不能说西路军的失败根源于西进计划根本不对，应当认定四方面军总部犯了战术上的错误。……陈昌浩勇猛有余，稳当不足，徐向前虽较稳当，但遇事太尊重政治委员的意见。……如果张国焘同志过了河决不会有古浪的惨败。……西路军骤然没有老练指导者就近指示，兵力使用不当，不能集中兵力打击敌人，而且对骑兵作战技术不够熟练，这些才是失败的主因”（注：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52—353页、328、352页，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版，第三册。）。显然将西路军失败的原因主要归在了西路军指挥者身上。对于毛泽东的指责他更多的认为毛泽东等人对西路军应援不足：“毛泽东、张闻天等似因过去的分裂，心理上不无芥蒂，他们对援助西路军的事，并无积极表示，而且言词之间，总有些推推诿诿。”“毛泽东垄断军委会的一切，不供给西路军所渴望的情报，实在应援不力。”（注：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52—353页、328、352页，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版，第三册。）对于张国焘的这些指责，大陆学者马上给予了反驳。 二、西路军研究与评价的“百家争鸣”时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许多历史问题被重新提了出来，西路军问题即是其中之一。到1989年9月发表了许多西路军研究论文、 调查报告。 主要有由甘肃“西路军史组”撰写并发表在《社会科学》（甘肃）1980年第1～3期上的《“关于西路军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西路军史考察报告之一》、《“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及其它”——西路军史考察报告之二》、《“西路军在河西遭马匪阻击的考察”——西路军史考察报告之三》；许宪章的《红五军在高台失败的前前后后》（载《甘肃师大学报》1981年第1期）； 何岩的《红四方面军西路军是什么时候渡河西征的？》（载《党史研究》1981年第2期》； 张亦民的《驳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有关“西路军”的谬论》（载《党史研究》1982 年第1期）；严实的《关于西路军的几个史实问题的研究》（载《党史研究》1982年第1期）； 庞松的《张国焘是怎样假借宁夏战役计划继续推行退却分裂主义的》（载《党史研究》1982年第3期）； 丛进的《有关“西路军”的几个问题——与张亦民同志商榷》（载《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5期）； 竹郁的《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西路军问题初探》（载《党史研究资料》1983年原第9期）以及前述的丛进的文章。 这些文章提出了如下一些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