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乡”一词，源于1956年1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拟定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纲要提到，“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伟大事业”。而实际上的上山下乡，还早于此。起初，为解决中等学校无法容纳过多的高小和初中毕业生的困难，目的是让这些失业人口到农村去解决吃饭问题。此时又逢合作化运动兴起，毛泽东指出：全国合作化，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的高小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至1957年秋，据称有200 万中小学毕业生到农村参加生产，但是其中城镇人口不到百分之一。（注：刘小萌：《中国知青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 页。 ）1960～1965年，可以说开始进入上山下乡运动的序曲。根据当时经济调整、压缩城市人口的需要，也为配合“以阶级斗争为纲”、“反修防修”的政治形势，各大城市都有一批批初高中毕业生到农村当农民。全国大约有数十万知识青年前往农村。当时的报刊，也不断出现对上山下乡的宣传。如周恩来到新疆视察工作，还专门抽空接见了一些来自上海等地的知识青年代表，以示重视。 真正被称之为“运动”，或者说本文要讨论的上山下乡运动，则是从1967年下半年开始的。起初，它显然和毕业生的正常分配相关联。至今仍被称为“老三届”的1966、1967、1968届中学毕业生，1967年后开始被陆续分配到郊区的一些工厂、学校、煤矿等工作。 当年政府是为解决就业难题而推出上山下乡。另一方面，当时一部分红卫兵们，对愈演愈烈的派性争斗不满，对“斗、批、改”停滞不前不满，他们认为：革命到了这一关头，知识分子如果不能与工农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于是，从1966年底大串联的后期，便陆续有些青年知识分子自发到边远的农村或农场去长期劳动。1967年，以北京25中的曲折和北京师大一附中的何方方为代表的首批红卫兵成为开路先锋，拉开了全国为时十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序幕。无可置疑，许多红卫兵是抱有一种到农村寻求真理的虔诚出发的，他们力图以青年毛泽东的农村调查为榜样来身体力行。 先锋毕竟只是先锋，而要带动大部队运动，组织就出面了。显而易见，没有上级的倡导和支持，这种少数青年的自发行动，充其量和60年代上半期的插队落户一样，可能不乏轰轰烈烈，却不会形成什么社会运动。然而这些青年对革命理想的追求，正好与城镇无法安置大批学生就业吻合。这使得初始自发的做法逐步被纳入了正轨。上山下乡成为了可行的解决失业危机的模式。不可忽视的是，它一定程度上成为已非常脆弱的“文革”中国民经济的支撑。于是，从1967年下半年起，上山下乡在与工农相结合的旗号下从部分大城市展开。 虽说上山下乡运动有着深厚的经济背景，但是若把它仅仅理解成是为了解决城市失业危机的应急之举，就显然有所偏颇。其所以能形成规模宏大的运动并以燎原之势历时十年，其政治原因应当说要更加浓厚一些。因此，要全面客观地考察这场运动，不得不理解亲自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的思想中的诸多因素。 首先，上山下乡运动，与毛泽东对待知识分子的基本的、也是一贯的政治认识密不可分。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他始终把二者视为源与流、体与用、皮与毛的关系。1939年，毛泽东在给抗大的题词中写道：知识分子之成为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结合工农民众，他们的分界仅仅在这一点。建国后，他又提出著名的关于“皮之不存、毛之焉附”的皮毛说。他认为：现在，知识分子附在什么皮上呢？是附在公有制的皮上，附在无产阶级身上。谁给他饭吃？就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劳动者请的先生……这实际已经把知识分子排除在劳动者之外了。因此，毛泽东一贯强调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一是加强政治学习，一是要求他们到工农之中去。这种前提下，把青年首先培养成名副其实的劳动者，当然具有深远的意义。知识分子若要革命，若要成为真正的劳动者，就只能到工人农民当中去脱胎换骨，滚一身泥巴，磨一手老茧。无产阶级革命的接班人更应如此。 其次，与上述对知识分子的政治定位相关联，毛泽东也对知识分子的“知识”进行了定位。他告诉人们：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他在与毛远新的谈话中说：以前我当过小学校长，中学教员，又是中央委员，也做过国民党的部长。但我到农村和农民在一起时，深感农民知道东西很多，知识很丰富，我不如他们，应向他们学习。你至少不是中央委员吧！你怎么能比农民知识多呢？通过种种事实的罗列，毛泽东的结论是：卑贱者最聪明。因此，如同他将刚毕业的大儿子毛岸英送到农村那样，他也要将学生们送到工农之中，使他们在劳动实践中增长“真正的”知识。 再次，与此相关的是毛泽东对于当时教育制度的不满。他曾指出：我们的教育制度还存在许多问题，其中主要的问题是教条主义。以教育制度来说，我们现在正在改革。现行的学制年限太长，课程太多，教学方法有很多是不好的。学生死钻课本，学了概念还是概念，别的什么也不知道。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注：1964年毛泽东与尼伯尔教育代表团的谈话。）在他看来，学院式的教育几乎就是误人子弟。他对教育领域的不满更在于，认为教育领域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因此，他从“文革”一开始，就决定对教育整体进行一次大手术，所谓“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因此，老三届的学生就理所当然地失去了继续升学的途径，其出路只能是走向社会参与到工农兵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