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陈独秀的一生，至今人们的评价不一。有的是因为观点不同，有的却是因为资料欠缺。国内几乎所有谈及陈独秀生平的文章和著作，都肯定地说，由于他“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因而成了“中国的孟什维克”，“出了一个陈独秀主义”，对中国共产党1927年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注：《陈独秀评论选编》（下），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23页。）但是，如果我们连这一时期陈在党内主持工作过程中的许多重要文献资料都不了解的话，焉知他的那些“主义”的背后，没有更复杂的背景？何况，中国共产党自始就是共产国际的下级支部，并直接受到莫斯科派来的代表的监督指导，我们又如何知道他没有进行过内部的抗争？ 1929年陈独秀曾经发表过一个《告全党同志书》，历数自己当年五度“未能坚持我的意见”，被迫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的情形（注：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转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册》，第394-396页。）。但共产国际早已给陈独秀的“错误”定性，声称中国革命的失败关键在于党的领导机构中存在着“陈独秀这样一类机会主义倾向最严重的领袖”。于是，什么“右倾分子”、“投降主义”之类的政治名词纷至沓来。（注：布哈林：《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1927年7月10日《真理报》，转见《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1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503页。）陈独秀的辩白，自然引不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直至今日，即使那些为陈独秀鸣不平，高度评价陈是那个牺牲自己、造福中国的“普罗米修斯”的作者们，也仍旧口口声声地说：“我们并没有疏忽他投身革命，尤其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应承担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责任，以及在理顺与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关系方面，和在与国民党右翼斗争方面的缺失。”（注：参见王观泉《人在历史漩涡中》，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31页。）然而，有谁真的能够说清楚，那些“责任”和“缺失”究竟是怎么来的，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是陈独秀的问题，在多大程度上是共产国际的问题，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党、一个领导人在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碰撞或探索？更何况，前些年中俄学者中已经有人在指责陈独秀犯有“左倾”的错误了。（注：参见格鲁宁《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形成》，《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1-117页（原文发表于1978年俄文版的《共产国际与东方》）；杰柳辛：《中国1925-1927年革命》（原书俄文版出版于1982年），转见《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4辑，第291-293页；袁南生：《陈独秀等提出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史实的新佐证》，《党史研究资料》1990年第2期。）于是，陈独秀“左”耶“右”耶，时左时右，亦或“形左实右”的问题也出来了。 是非对错，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角度，人们难免会有不同的看法。研究陈独秀主持中共工作期间的这段历史，关键在于搞清楚基本史实，即当时究竟发生过什么，它们是怎么发生的，以及为什么会发生。特别是要弄清楚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以便使我们最终能够知道，真实的陈独秀究竟是怎样的。在陈独秀留下的那许许多多文字中，哪些是陈独秀自己的主张，哪些其实是来自莫斯科的意见和决定。近年来，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已经有所展开（注：1990年，围绕着陈独秀是否要求将中共党员退出国民党的问题，中国学者中间曾经有过一系列的争论，郑超麟先生也曾加入到争论中来。争论虽然只是就几个基本的史实问题而展开，但已涉及到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矛盾问题，并且至少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退出的主张是“左”倾的，一种认为是正确的。但这些讨论还没有摆脱固有的模式，即陈独秀总的来说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分别见《党史研究资料》1990年第2、5、6、9期。笔者同年也曾发表《大革命前期的国共关系与共产国际》（载《文史哲》1990年第6期），具体讨论了1924-1925年间陈独秀及其中共领导人同共产国际的分歧问题。比较深入地讨论到这一问题的，还有国处的部分学者。早先如俄国学者格鲁宁所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形成》（中译文见徐正明等译《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近年如德国陈之宏的博士论文《鲍罗廷与中国革命》。），本文即准备在此基础上，作深入一些的探讨。 陈独秀“幼稚”，全党同样“幼稚” 和列宁创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即俄共前身）时的条作比较起来，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无疑要“幼稚”得多。所以毛泽东说，陈独秀就是因为“党在初创时期的幼稚，当了党的总书记”的。（注：见《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32页注。）说共产党当时“幼稚”，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当年党成立起来了，但党的领导人以及党的其他成员，“理论准备”普遍欠缺。通俗地说，就是大家当时都还不很清楚用于指导俄国革命成功的列宁主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而相对来说，陈独秀在当时接受列宁主义则确实是比较早的和比较彻底的。 陈独秀何时开始信仰列宁主义？1920年夏天。这一年的9月1日，陈独秀发表了《谈政治》一文，第一次开始大谈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颂扬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和俄国革命经验。而就在4个月前，即1920年5月1日，他还在发表文章，声称：他不相信任何人、任何制度、任何学说能够包治百病。（注：陈独秀当时明确讲：“不但马尔塞斯的人口论是这样，就是近代别的著名学说，像达尔文自然淘汰说，弥尔自由论，布鲁东私有财产论，马克思唯物史观，克鲁泡特金互助论，也都是这样。除了牵强、附会、迷信，世界上没有万世师表的圣人、推诸万世而皆准的制度和包治百病的学说这三件东西。”他并且认为，指望通过废除私有财产来实现人类平等是“未来的空想”，因此，“不情愿阶级争斗发生”，希望从分配上下功夫来解决社会上贫富不均问题。分别见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陈独秀：《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新青年》第7卷第4号，1920年3月1日；陈独秀：《我的意见》，《新青年》第7卷第6号，1920年5月1日，以及陈独秀《谈政治》，《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仅仅几个月后，他的思想就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变化。甚至，如果我们依据目前所知的情况，相信在1920年6月间，陈独秀等人组织过一个叫“社会共产党”的组织（注：《俞秀松日记》，《上海党史》1991年第7期。），一个月后又受俄共代表维经斯基的委托，组织筹备“社会主义者同盟”的会议和组织，并成为该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注：参见拙作《从共产国际档案看中共上海发起组建立史实》，《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4期。）。如果我们进一步相信它们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或至少在同一时期他还在筹建中共上海发起组等共产主义小组的话，那么，似乎可以认为，陈独秀在六七月间应该就已经开始倾向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