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继任者对亚太地区的政策，也许只有从苏联50年代中期整个对外政策的前后变化上才能看清。斯大林的去世，是减少苏联集权制度内外政策中最不受欢迎的方面的信号；苏联在核武器及运载工具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缩短了它与美国之间的差距，并造成这样一种形势：避免世界核战争的唯一可能性是寻求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相互谅解。 对于世界格局中这些根本的变化，苏联领导人的回应是：提出了“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思想。赫鲁晓夫将这一思想作为自己外交政策的基础。应当说，还是列宁论证了两个体系共存的必然性，列宁认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必然要求有一个两种制度暂时共存的时期。 斯大林作为列宁的追随者，他没有对列宁的这个推论提出反对意见。斯大林去世以后，赫鲁晓夫的理论顾问们尝试改变国际关系的性质，建议用“和平共处”这个词来代替在列宁的著作中可以看到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敌对共存”的表述。事实上，正是这一点，是赫鲁晓夫在发展苏维埃国家外交政策的理论基础方面作出的主要的创造性的贡献。“和平共处”不过是换了一种说法而已，实际上是对“不同社会经济制度国家和平共处思想”的简单发展。这一思想是由列宁提出，由斯大林付诸实践的。而赫鲁晓夫则进一步将“和平共处”规定为苏维埃国家外交政策的总路线。由于赫鲁晓夫进行了大量的外交活动，“和平共处”思想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承认。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政策有自己的目的，这首先是为了避免能够导致人类毁灭的核灾难。赫鲁晓夫认为，苏联的历史使命一方面是同资本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是防止新的世界大战。为了统一这两个明显互相矛盾的任务，赫鲁晓夫的理论顾问们试图论证“和平共处”是国际间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赫鲁晓夫希望：苏维埃国家令人神往甚至是热爱，而不是害怕它。同时他也想把经费从军事领域转到农业和消费品的生产方面。总之，他的主要外交思想表明他希望冷战解冻。 斯大林逝世的时候，苏联的国际地位，客气一点说，是不高的。当时朝鲜战争持续了3年，战争陷入了困境，各参战国都认识到，这场战争不可能由某一方取得胜利。因此，唯一的出路是通过谈判达成停战协定。这个停战协定是斯大林逝世后于1953年7月27日在板门店签定的。关于朝鲜半岛停战的消息使世界各国松了一口气。这无疑提高了苏联新任领导的威望。结束印度支那8年战争的1954年日内瓦协议，可以说也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至于苏中关系，其法律基础是《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个条约是于1950年2月在莫斯科签定的。为阐释这个条约，还签定了许多协定，规定苏联给予中国巨大物质援助。然而，50年代的后半期，苏中关系出现了困难和问题，赫鲁晓夫和毛泽东两个人角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地位是关系冷漠的主要原因。苏中关系的恶化发端于1956年，而其后的两年又进一步发展。1956年2月，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米高扬和其他一些苏联领导人对斯大林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毛泽东对苏联领导人事先不同他商量，并自认为可以单独决定这样重大的问题非常生气。赫鲁晓夫还是一个新的、缺乏经验的领导人，毛泽东认为，在作出关乎世界革命运动命运的决定之前，应该同他这样老的、比较有经验的领导人商量一下。 赫鲁晓夫最初的外交步骤也引起了毛泽东的气愤：赫鲁晓夫力图恢复同南斯拉夫的关系，而中国同南斯拉夫的关系很紧张。一方面，毛泽东喜欢南斯拉夫对莫斯科保持的独立性，另一方面，他又对铁托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实行修正主义不满。当赫鲁晓夫对南斯拉夫采取和平共处的政策时，他提出的理由是，“可以有通往社会主义的独立自主的道路”。这个论点遭到了苏共中央政治局一些成员和毛泽东的严厉抨击。 引起毛泽东不满的还有，赫鲁晓夫试图改善同美国及西方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由于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问题毛对美国怀有敌意，并且他确信与资本主义世界的战争不可避免，这就决定了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缓和”政策持十分怀疑的态度。但莫斯科认为，在50年代末，没有必要去刺激美国人，特别是当美国人已经占有明显的核优势情况下，那样做是愚蠢的。 1955年，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访问了印度、缅甸和阿富汗，以示对以民族资产阶级为首的非共产主义制度的支持。1956年，当波匈事件发生后，中国领导人的怀疑态度更为加强。毛泽东认为，在这两个事件中，莫斯科的作法极不明智。在波兰事件中，北京支持了哥穆尔卡，并劝告莫斯科领导人不要轻易动用武力。当匈牙利发生反共暴乱时，中国领导人建议苏联领导人不要过早地从匈牙利撤军。不过这些意见分歧当时还不很严重，所以第二年中国领导人还劝说波兰人要进一步保持同苏联的友好关系。 尽管苏中关系已经出现了不和谐，并于1957年在莫斯科召开的执政的共产党代表会议上公开化，但赫鲁晓夫仍然允诺毛泽东，帮助中国研制原子弹。在1957年签定的关于向中国提供技术援助的秘密协议中，答应提供核原料样品和有关核武器生产的信息等。然而，1959年赫鲁晓夫却单方面撕毁了这个协议，这使中国领导人得出结论，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不能依赖莫斯科，应该依靠自己的力量，继续进行自己的核计划。也许是命运的一种嘲弄，1964年10月16日中国进行了核试验，而正是在这一天，赫鲁晓夫被宣告下台。1958年赫鲁晓夫提议召开近东国家最高领导人会议，他建议邀请印度参加，甚至未提到中国。 当时产生分歧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莫斯科和北京在原则上都同意，必须让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脱离资本主义阵营。但他们提出的手段是不同的。中国领导人力图增加社会主义国家的数量，他们只帮助共产党人。而苏联领导人却持一种更实用主义的观点，按照这个观点，任何一种反西方的政体，都是苏联潜在的同盟者。因此主张帮助资产阶级革命运动。1960年12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党代表会议上，苏中分歧以互相妥协的表述方式暂时得到缓解。即一致同意应该帮助那些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民族民主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