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革命”作为一种运动，在“文革”前已有过两次。其一发生在“大跃进”期间；其二发生于60年代中期。它们与“文革”时期的“教育革命”既存在着某种联系，又有很大的不同，即一方面带有明显的“左”的烙印，另一方面又蕴含着力图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教育模式的努力。客观地探讨这两次教育革命的起因、内容、效果及其与“文革”期间“教育革命”的联系，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是本文的立意所在。 1 “大跃进”期间的教育革命，其指导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该方针是根据毛泽东在1958年春某些讲话中提出的观点，于同年6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初步确立的。 1958年《红旗》杂志第7 期发表陆定一的文章——《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首次系统地阐述了这一方针。同年9月19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正式将之确定为“党的教育工作方针”。 从教育方针的角度明确提出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34年1月， 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注：《崇教育以培国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1页。）。这在当时残酷的阶级斗争与战争环境下，无疑是必要的、正确的。新中国建立后，党先后领导了对旧有文教事业的改革和由新民主主义教育向社会主义教育的转变。1957年2月， 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但直至此时，党尚未从正面重提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问题。反右派斗争后，一方面对阶级斗争尤其是文化教育领域内的阶级斗争作出了严重脱离实际的估计，同时又认为，这次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急先锋，同我们党争夺在校知识青年这一对象。这势必引导人们去思考教育为谁服务的问题。在反右派斗争的强大政治声浪中，在全国各行业发动“大跃进”的形势下，高等院校就办学的根本道路和基本方法进行了一场大辩论。毛泽东明确提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劳动生产相结合的方针，并为中共中央所接受。 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前，教育要为革命战争服务，这是历史的要求。但在夺取政权后，特别是在所有制改造完成后，教育就应该及时转向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而1958年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针，虽然含有教育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要求，但更重要的却是与当时阶级斗争问题上“左”的认识密切联系在一起。 另外，从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式上讲。有直接的，有间接的。直接的服务主要体现在政治课程和思想教育上。“大跃进”期间，对学校政治思想教育的探索有积极的一面。例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在一切学校中，必须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培养教师和学生的工人阶级的阶级观点、群众观点、集体观点、劳动观点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政治思想教育不能脱离实际，等等。但是，另一方面，“左”的倾向又明显地存在着，主要表现为：1.过分突出阶级斗争。强调在教育工作这条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不断地进行着的，教育革命本身就是一场阶级斗争。2.在政治与业务学习的关系上，过于突出政治的重要性。认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是第一位的。要以政治带业务，以红带专。3.一度以政治批判和思想改造代替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 教育为政治服务，除直接的一面外，更主要的是间接的，是通过有计划有组织的教学活动来传授科学文化知识实现的。因此，课堂文化教学是学校工作的中心。教育为政治服务，决不能影响这个中心，更不能将一切教育工作都与政治甚至阶级斗争联系起来，要求简单直接地为之提供服务。遗憾的是，在“大跃进”期间的教育革命实践中，这种偏向已经程度不同地存在了。到“文革”前夕，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及至“文革”，教育更被视为纯粹的阶级斗争现象，认为教育方针、教育目的、教育制度，甚至教学内容和方法，都是由政治决定的，都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种情况说明，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提法本身存在着把政治与教育之间的复杂关系简单化、绝对化的问题，同时又未能十分准确地表达教育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这一原则，在实践中极易导致人们的误解。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至于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则是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说的基本原理之一。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上述原理既有坚持的一面，又有从中国实际出发加以运用的一面，其中有发挥也有误解。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便确立了“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的苏区教育方针。建国后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共中央又多次重申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主张，并最终确定为新中国的教育方针。从该方针所具有的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技术革命，培养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意义上讲，自然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的。但同时，中国共产党对该方针的理解又不仅仅限于此，而是赋予它更广泛的意义，其一，是它所具有的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意义。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便强调青年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参加实际斗争和生产劳动，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建国后尤其是全国开始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到来后，针对一部分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轻视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的思想，党突出强调教育要与劳动生产相结合，学生要参加体力劳动，接受劳动教育，树立劳动观点，培养同劳动人民的感情。这些自然应该得到肯定。但是，这里又显然不是马列原来意义上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了，它主要是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要求提出来的。此外，受反右派斗争后“左”的思想影响，把师生参加体力劳动视为世界观改造和“红透专深”的重要手段，不适当地提出和宣传知识分子劳动化、工农化的口号，则无疑是过于简单和片面的。其二，强调学生通过劳动，将书本知识与实际知识结合起来，学以致用，当然是正确的，但在这个问题上同样存在着“左”的倾向，那就是由此出发要求教育直接简单地为生产服务，甚至回到劳动中去。例如，提出学校办工厂、农场，工厂、农场办学校是教育的发展方向；宣传“车间是最好的课堂，田间是最好的课堂”等等，这无疑是对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一种狭隘理解。它导致了对正规的课堂文化教学的冲击与轻视。此外，在当时的工农业生产条件下，学生在劳动中学到的主要是手工操作技能，这种劳教结合实际上只是简单的劳动加教育，并没有从本质上反映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对于现代大工业生产的积极作用。其三，学生参加劳动，搞勤工俭学，对于改善学校办学条件，减轻学生家长和国家的经济负担，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当时，也存在对此举的意义评价过高和学生勤工俭学时间过长的问题。其四，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对于培养全面发展的新人和逐步缩小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具有重要的意义。但问题是，在当时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科学文化还很落后的情况下，便突出强调并力图着手缩小体脑差别，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只能是空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