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央任命我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为第二书记，组成新市委。《人民日报》1966年6月4日公布了这一任命。从此我被深深地卷入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风暴中。 虽然当时我们对许多事情不能理解，但还是遵循着党内一贯的老传统，忠实地执行毛主席和中央的各项决定。从我到北京市工作至我被罢官前后两个月时间，毛主席说我犯了50天的路线错误。在此期间中央日常工作一度由少奇和小平同志主持。那时中央大多数负责同志对突如其来的混乱局势都主张要采取措施加以稳定。北京市首当其冲，向各大专院校派去工作组，市委因此被定为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曾在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十万人大会上作检查。这个时期，除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少数人外，中央的负责同志并不了解毛主席的意图，因而只是按照北京市的状况指导工作，力求稳定大局，把运动引导到党的领导之下。我所犯的所谓50天的路线错误只不过是一个小波澜，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蕴育之中。 一、刘少奇“6.20”批示 6月1日以后，北京的大字报多极了，铺天盖地。我们没有时间看，让秘书分头去看，他们也看不过来，也看不完。我们完全是仓促上阵，对聂元梓反对彭真的由来不甚了了，对北京各大学、中学的情况也不甚了解。当时中央已对彭真的问题定了性，彭真、刘仁同志都住在家里，已停止工作。在中央讨论北京市委书记处名单时，我对彭、刘既没有讲好话，也没有讲坏话。中央决定在北京新市委中保留原来的三位书记：万里、陈克寒、赵凡。 从一开始，就有一个错误的舆论，意思是新市委领导属于“保皇派”，说我们放手不够，因而北京市“保皇派”的势力很大，大字报中“保”的内容多。我向中央汇报是如实汇报客观情况。当时大字报的内容确实不像后来那么上纲上线，因为共产党17年来确实做了不少好事，得到群众的拥护，很多群众对“文革”不理解，因此“揭露”性的大字报较少。但是毛主席却认定以彭真同志为首的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派我去的任务是揭开盖子，反“旧市委”。我们也只能照此对前市委，特别是市委主要领导进行批判。成立新市委，群众敲锣打鼓欢迎，庆祝。但我心里明白，我想党中央在考验我能否执行中央方针，能否打开局面。我不了解情况，对许多问题不理解，看到形势的发展是跳动的，根本跟不上。 为什么叫“旧市委”？因为《人民日报》公布成立新市委，因而人们称原来的市委为“旧市委”。这种说法如同叫国民党的政权为旧政权一样，因此原市委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对此很有意见。 中央每次开会都是要求放手、更放手。我们在华北局也是这样传达、布置。会上“保守”的倾向比较大，怎么突破这一关？怎么跟得上毛主席对聂元梓大字报的评价？大家共同一点，都认为毛主席这次发动“文化大革命”比历次运动都猛。安子文讲：“三反”就很厉害，那时毛主席在怀仁堂讲，“国共合作，现在是真正的国共合作”（他的意思是指共产党向国民党学习腐化）。当时限期两天之内发动群众，如发动不起来统统撤职。什么叫发动群众？就是让群众骂你。安子文说，那时，只怕人家不骂你。这实际是为保官而斗争。第一炮打官僚主义，炮打司令部，朝我来。有男女关系的问题很快就解决了，或者用私人、家属来了找工作等等，从小事开始。经历了这么多次运动，但是大家谁也没有想到“文革”来得这么猛。 放手发动群众，放手也不容易。怎么个放法？放给谁？谁是群众？只能一步一步做。很难，很难。 6月1日到10日是宣传阶段。10日参加杭州会议回来之后觉得，毛主席虽然态度不那么明确，中央也不那么痛快，但是胆子要大，还是要干嘛！每天做说服工作：不要怕，准备垮台。王任重当时主持中南局的工作，他的思想和我们一样，但是他离中央远，又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并曾提议起草《五一六通知》，因而到12月份才垮台，被解除工作。 6月3日上午11时，中央在少奇同志家召开会。少奇主持，小平讲话，总理在，参加会议的有陈毅（外交口）、薄一波（工交口）、李先念（财贸口）、陶鲁笳（农村口）、叶剑英、陈伯达、康生、汪东兴、陶铸，我和郭影秋代表北京市参加。大家在会上说，现在搞运动总得有个办法。大家议论了七条，我建议再加一条群众路线。小平首先表示：好，同意。 讨论完了，我觉得这件事情比较大。因为要传达，中央又没有指示，我就从头念了一遍，大家都同意。陈毅讲了一段话，他表示很高兴，对我说：你再说一遍。他拿出小本子记。当时他也很紧张，外办、外语学院闹得很厉害。 八条指示的主要内容是：1.大字报要贴在校内；2.开会不要妨碍工作、教学；3.游行不要上街；4.内外区别对待，不准外国人参观，外国留学生不参加运动；5.不准到被揪斗的人家里闹；6.注意保密；7.不准打人、污蔑人；8.积极领导，坚持岗位。 制定出八条之后，我说：“有了这八条就好办了，现在需要向下讲。” 小平说：“开个十万人大会，一杆子插到底，新市委上任。” 我说：“还得准备，先分开讲。今天晚上开第一次会，包括机关干部；第二次包括学校，分开讲。工作几天再看看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