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的和平解放是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件大事，对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加快中国革命的胜利进程起了重大作用，在中共党史和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广大史学工作者在充分搜集和占有北平和平解放资料的基础上，逐步加强了这一方面的研究，并有不少新的成果问世。为了更深入地研究这一问题，也为了迎接北平和平解放胜利50周年，现将近20年史学界研究状况作一简要综述。 一、研究状况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政治与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北平和平解放史的研究也逐渐步入正轨，其研究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第一，以汇总资料的形式收集了一批文献资料、回忆录、统计表等。其中代表性的有：《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1集（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文史资料选辑》第68辑（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委会编，中华书局1980年3月出版），《革命史资料》第11 辑（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委会编，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出版），《文史资料选编》（北平地下党斗争史料）（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79年11月出版），《百万国民党军起义投诚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5 月出版），《北平和平解放前后》（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出版社1988年12月版），《北平的和平接管》（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档案馆编，北京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等。这些文献或史料都翔实可靠地记载了北平和平解放前后的情况，为史学工作者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第二，一批当事人写的回忆录。如：莫文骅的《回忆北平解放前后》（北京出版社1982年9月出版）； 方亭的《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北平地下党对高校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北京党史研究》1996年第2期）；崔月犁的《为了和平解放北平》（《纵横》1995年第1期）等， 从不同的角度，回忆总结了北平和平解放这段历史。 第三，由中共党史、现代史研究工作者所展开的研究工作及一批专著和论文的发表。主要有：何东、陈明显的《北平和平解放始末》（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8月出版）；蔡惠霖、 孙唯吼合著的《光荣的抉择》；文剑、晓天、小奕合著的《平津决战中的傅作义将军》（中国文史资料出版社1993年4月出版）； 成一的《北平解放和北平方式》（《中国记者》1993年第11期）；夏继诚的《华东局派往北平的人士与北平和平解放》；梅佳的《秋毫无犯、仁义之师——北平和平解放45周年前访莫文骅将军》（《北京档案史料》1994年第1期）； 于泽俊的《我党在和平解放北平过程中的斗争策略》（《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 年第4期）； 张宗高、 张羽合写的《北平和平解放片断》（《人民政协报》1997年10月29日）等。 据不完全统计，这一阶段在全国省以上报刊杂志公开发表的有关论文、回忆录等有70余篇，相关论著也近10部，这说明对有关北平和平解放的历史研究在学术界已引起了足够的重视，并向纵深方向发展。研究北平和平解放史的角度日趋全面，研究领域也日趋广泛。例如：于泽俊在《我党在和平解放北平过程中的斗争策略》一文中，一改传统的史学、军事学角度的研究，而从政策学、策略学的角度论述了我党在争取北平和平解放过程中集思想争取、军事打击、政治斗争三位于一体的高超的战略战术和精湛的策略思想艺术。 此外，对相关军事人物的研究开拓也是这一阶段的一大特色，虽论著不多，但毕竟有了良好的开端。如《傅作义生平》、《邓宝珊将军》、任志的《北平和平解放的背后》等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北平和平解放中关键人物的心态及转变历程。 二、研究的主要问题 从史学工作者近20年对北平和平解放的研究情况看，主要涉及到以下几个问题： （一）关于北平和平解放的原因 关于北平和平解放的原因，顾关林的《北平和平解放析因》，黄丕基的《“北平方式”的产生及历史意义》，王其银、袁金官的《爱国民主人士与北平和平解放》，成一的《北平解放和平方式》等论文中都作了论述，虽侧重点不同，但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主要内容有：第一，北平的和平解放是伟大的中国人民革命运动中军事发展和政治发展的结果。第二，北平的和平解放是中共北平地下组织对傅作义及其部队长期统战工作的结果。第三，北平的和平解放是包括爱国民主人士在内的北平广大人民群众意愿的反映。第四，北平的和平解放还在于傅作义本人深明大义、具有朴素的爱国爱民思想，从而在关键时刻作出了正确的抉择。 （二）关于北平和平解放中傅作义最终下决心的时间 对于这一问题有两种不同的意见，绝大多数论者认为傅作义下决心的时间是在天津解放与人民解放军1月16日公函发出以后。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这对尚在犹豫中的傅作义是致命的一击”。“16日我平津前线司令部以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的名义，向傅作义总部发出了最后通牒……傅作义随后派其代表邓宝珊来了”，经过谈判达成了初步协议。“邓宝珊回去以后，很快有了回音。傅作义最后下决心全部接受我方的条件。”（注：张平、杨骏、吕英、乔希章：《解放战争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369—370页。）1949年1 月31日，新华社评论《执行毛主席八项和谈条件北平宣告解放》一文中指出：“1月14日，中共毛主席宣布八项和平条件，15日天津迅速解放，16 日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员林彪将军，政治委员罗荣桓将军向傅作义送出关于北平和平解决办法的公函。这些事变，促使傅作义将军决心接受解放军的提议，谈判才得到进展。”（注：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1集，第306页。 ）有的论者认为傅作义最后下决心的时间是在天津解放前而不在其后，故而人民解放军1 月16日的公函对傅作义最后下决心也没有产生任何影响。论者从崔月犁与邓宝珊第二、第三次会面的时间（注：崔月犁：《忆争取傅作义将军起义和平解放北平》，《革命史资料》（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委会编），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以及周北峰和邓宝珊出城作为谈判的全权代表的具体时间（注：周北峰：《北平和平解放》，《文史资料选辑》第68辑（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委会编），中华书局1980年3月版。 ）推断出傅作义最后下决心的时间是在邓宝珊出城与解放军前线总指挥部具体商谈之前，即1月13日。 论者又根据杨令德和苏静两位当事人的回忆（注：杨令德：《我所知道的邓宝珊先生》，《邓宝珊将军》，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6月版；苏 静：《北平和平谈判的回忆》， 《党史研究资料》1987年第7期。）得知1月16日的公函并没有在邓宝珊回到北平后立即交给傅作义，故此推断1月16 日的公函对傅作义下决心没有产生任何影响。（注：黄兆康：《探讨北平和平解放的若干问题》，《研究与教学》1989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