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是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重要创立者和实践者，其一生做了大量的统一战线工作并提出了系统的统战思想，他的侨务实践与理论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目前研究周恩来的成果琳琅满目，但对其侨务实践及思想还鲜有论及。本文即对这一问题加以探讨。 一 深入侨心的统战工作 追溯周恩来对华侨的爱国统战工作，要从他寻找革命道路时探源。1920年11月，周恩来随大批寻求救国真理的青年留法勤工俭学，便开始了对华侨进行爱国统战工作的生涯。 1921年夏，在法国某些官僚资本家的策划下，中国北洋政府派专使到巴黎密谈卖国借款事宜。6月中旬，周恩来获悉这一消息后，立即和赵世炎、蔡和森等联络旅法华人（包括华侨和留学生）各团体负责人，共商对策并调查借款内幕；同时和华工领袖袁子贞等联络旅法华工会等6团体数次集会，组成反对借款委员会领导拒款斗争。随后他带头发起并组织旅法华人两次召开颇有声势的拒款大会，发动号召国内同胞和各国华侨“联合一致以反对非民意之借款”（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48页。），最终迫使法国政府宣布停止借款。这场反对强大的中法政府借款斗争能够取得胜利，以周恩来为首的留法学生对法国华侨成功的统一战线工作，争取他们为后盾是重要原因之一。 1923年5月，山东临城发生劫车案，其中有一批外国旅客遭劫持。各列强趁机向中国政府提出在华设万国警察，旨在攫取中国铁路管理权。旅法华人闻讯，强烈愤概。7月上半月，周恩来等连续三次发起并参加各华人团体召开的反对列强共管中国铁路的集会。其中15日在巴黎召开的旅法华人反对国际共管中国铁路大会上，周恩来慷慨激昂地进行演讲：“国事败坏至今，纯由吾人受二重之压迫，即内有冥顽不灵之军阀，外有资本主义之列强。吾人欲图自救，必须推翻国内军阀，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60-61页。）会上还散发了周恩来起草的《旅法各团体敬告国人书》。会后成立中国旅法各团体联合会领导斗争，周恩来为负责人之一。同时国内各地纷纷举行各种抗议斗争。最终使列强“共管中国铁路”的阴谋胎死腹中。 在领导法国华侨开展反帝爱国斗争中，周恩来还注意发现和培养华工中袁子贞、马志远等有觉悟的先进分子，将他们吸收到党团组织中来并委任领导职务。他们经过锻炼，先后回国投身革命，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根据国内斗争的需要，周恩来回国后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此间，他和黄埔军校党代表、美国归侨廖仲恺“一起合作共事，亲密相处，真诚无间”（注：何香凝著：《回忆孙中山与廖仲恺》，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年版，第68页。），共同为推进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而斗争。廖仲恺遇刺身亡后，周恩来参加了追悼活动并参与审理廖案，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他还写了一篇《勿忘党仇》的纪念文章，赞扬纪念廖仲恺，谴责暗杀分子。 在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周恩来即对海外华侨和归侨做了一些开拓性的统战工作，这些构成了党的早期统一战线工作的组成部分，为他以后深入开展对华侨的统战工作打下了基础。 抗日战争期间，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战斗在国统区，并直接领导中共南方局的工作。南方局设有华侨工作组，暹罗归侨蔡楚吟、伍治之妇夫就在该组工作。周恩来亲自同港英当局交涉在香港设立八路军办事处，指示办事处要“在香港建立一个对南洋和西方各国华侨、进步人士的宣传据点”（注：转引自童小鹏著：《风雨四十年》（第一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18页。）。办事处及其负责人廖承志根据周恩来及党中央的指示对海外华侨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 1940年7月，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率领南侨慰劳团回国到各地慰劳考察结束返渝，周恩来闻讯亲到下榻处与陈会见。他向陈介绍了共产党对抗战时局的主张，指出：“国共合作是历史的潮流”，“顽固派搞磨擦是不会得逞的”。虽是初次见面，两人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陈嘉庚评价周恩来道：“周先生何等儒雅，何等英明”，是难得的“国家栋梁”！周恩来认为陈先生是“很爱国的，很公正的”，有“可贵的民族气节”（注：《张楚琨诗文选》，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年版，第16页。）。从此，两人互有电报来往，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1942春夏，美国著名侨领司徒美堂万里迢迢回国抵渝，周恩来等闻讯后前去看望，后又派车将他接到红岩村，举行欢迎会。他们进行了坦诚的会谈，并一起合影留念。对此，司徒美堂回忆说：“1942年夏天，我在重庆应周恩来的邀请出席了茶话会”，他向我阐述了皖南事变的经过，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抗敌的情况。从此，我确信“共产党人正在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国民党对他们的造谣中伤都是谎言”。当然仅仅是一次见面，不能完全消除他“对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持保留态度”（注：司徒美堂：《我的生活经历》，《回忆司徒美堂老人》，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61页。），但他毕竟据此了解到一些国共两党的情况，对两党的认识有所转变，成为以后他拥护共产党、抛弃国民党的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