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成果交流会于1998年8月15日即日本战败61周年之际在南京举行。出席该会的有日本学者20多人，中国北京、上海和南京的学者20人。实际上，这是一次中型的国际讨论会。 中外学者在会上宣读的10篇论文，展示了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的最新成果。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孙宅巍在《论南京大屠杀称谓、规模和地域的争议》中，首先就台湾学者陈在俊提出的南京大屠杀应改称“长江三角洲大屠杀”一事认为，一是约定俗成，二是名实相符，仍称南京大屠杀为佳，并指出没有必要担心称南京大屠杀就会认为日军在中国的屠杀暴行只有南京一处；如果真的存在这种概念的误解的话，即使推出了“长江三角洲大屠杀”这一名词，那样还是存在将日军的屠杀暴行局限于长江三角洲一地之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员邹明德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者三十万及名录的再研究》中总结说，我们已经掌握了数万遇难者的名单，在此基础上再作努力，有可能查到10万至20万死难者的名录。为此，他呼吁有关方面组成征集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名录领导小组，动员各方力量，分工协作开展调查。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副研究馆员段月萍等合作的论文《初论日军在南京江东门一带屠杀与遇难者尸骨掩埋及其发掘》，依据史料和实地调查，作了详细考证。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兴祖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栖霞山难民营和南京农村的惨状》一文中，以1938年1月25日栖霞山难民的求援公开信和《拉贝日记》中1937年12月23日的1.7万名栖霞山难民的《请愿书》为依据，再现了栖霞山难民的苦难，指出日军在南京近郊的暴行是南京大屠杀事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员刘燕军的论文《西方新闻媒体对南京大屠杀的反应》指出，《芝加哥每日新闻》是最早报道大屠杀的西方报刊，我们不应该忘记西方媒体对日本法西斯的揭露及对中国人民抗战的支持。 日本铭心会事务局的北山敏博撰写的《“自由主义史观”的背景及其用心所在》一文，介绍了近年来日本国内否定侵略战争的思潮，如自民党靖国三团体（报答英灵议员协会、遗族议员协会和大家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协会）成立“历史研讨委员会”，于1995年出版了《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展转社出版）。其主要观点是“南京大屠杀否定论”、“慰安妇是商业行为”和“东京审判全盘否定论”等；他们的目的不仅是对那场战争的认识问题，更重要的是他们企图用所谓的“自由主义史观”培育出支持改宪的国民，进而改变日本的发展方向。东史郎南京审判支援会负责人山内小夜子介绍了东京高等法院正在审判的东史郎案件的最新进展，指出尊重历史的人也必被历史所尊重，并坚信在中国方面的大力支持下，86岁的东史郎案件的二审必能获得胜利。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赵建民在《南京大屠杀中的图书劫掠》一文中指出，日军在南京的公共图书馆中抢掠的图书达84万册以上，还有大量的、珍贵的私人藏书；这些图书在日本战时设立的东亚研究所、东洋文化研究所、东亚经济研究所、东亚风土病研究所、大东亚图书馆和民族研究所等机构的研究中发挥了作用；返还图书与认识战争罪责是一致的，因此日本政府应出面设法寻找战时夺去的中国图书。这一建议得到了与会中日学者的赞同。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苏智良教授介绍了至今所掌握的南京50多个日军慰安所的情况。 1997年8月，曾在南京召开规模颇大的南京大屠杀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回顾该次会议以来的一年间，南京大屠杀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1997年12月，在台湾、东京和大阪同时举行了纪念学术讨论会。南京万名学生发起了寻访死难者名单和幸存者的活动。在图书方面，日本史学家洞富雄、记者本多胜一分别出版了南京大屠杀的专著。中国学者孙宅巍等编著了《南京大屠杀》（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朱成山主编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外籍人士证言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在美国，出版了世界第一部中英文对照的《南京大屠杀》（尹集钧、史永著）画册。 我认为还有两大重要的突破。其一就是日本“南京大屠杀60周年全国联络会”于1997年10月10日至12日在东京、大阪、广岛、金泽、熊本和名古屋实施的“南京大屠杀热线电话”活动，收到了很多曾参与南京大屠杀的老兵的电话证言，并征集到一些战时日记，这一活动在日本社会引起很大的反响，而所得资料十分珍贵。其二是今年4月，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平整草地时，在40平方的坡地上发掘出35具遗骸，最长者60多岁，最小的仅5岁，经法医鉴定和考古学家的研究，确认为大屠杀的部分遇难者。它使南京大屠杀有了第一个保存完好的发掘现场，从而填补了历史的空白，也是反击日本右翼势力的有力的证据；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日显其无可替代的价值。对于中日双方学者卓有成效的工作，我表示真诚的祝贺与崇高的敬意。 为了深入展开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我有以下3个建议：第一，我们须从人类的未来来考虑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建设。这个纪念馆不仅是南京的、中国的，也是亚洲的、世界的。它是人类反思自己更好面向未来的一面镜子。当21世纪的人们站在纪念馆的入口，面对这惨绝人寰的屠杀，将会更加真切地反省战争的罪行，从而更加渴望保卫和平。因此，要从历史与未来结合的高度，来考虑纪念馆的建设规划，如第三、第四期工程，设立图书资料中心、设立研究基金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