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我写过一篇题为《中国现代史研究的历史回顾》的文章，发表在1991年的《近代史研究》。我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一是自己忝为近代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主任多年，对现代史研究虽然无所贡献，所见所闻却不算少；内中不乏切身的感知和体味，觉得有责任把它告诉同行和读者，尽管不会什么都说；二是黎澍师逝世前后，他所遭遇的极不公正的对待。尤其是他刚刚故去，骨灰尚温，有人竟在某权威刊物发表批判文章，对黎公说三道四，而不允许持异议者和反对者发表答辩文章。某些以整人为乐事的人（特别是指挥别人整人的大人物），不仅在被他们整的人生前狠整，就是人家死后，他们也绝不放手。其卑劣如此，实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在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口号下，某些权威的所作所为却是反其道而行。我要通过回顾，向学术界证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现代史研究者固然已经在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旗帜下把研究工作推向前进，但是中国现代史研究若要深入发展，仍需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正视历史，揭示真相，舍此没有别的路可走。仍需坚持真理，不畏权势，虽九死而不悔，决不走回头路。文章以黎公关于坚持传统史德，坚持实事求是揭示历史真相，坚持独立思考而不媚时的名言作为结束语，表示了我对黎公正直人格的钦仰，也表明了我对那种以势压人不容答辩的行径的蔑视。 那篇回顾的小文，至今已过八年。八年中不少历史学者坚持开拓进取，使现代史研究更向前跨进一大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依据新的史料，提出许多新的学术见解，揭示一些新的历史事实，启示人们去重新审视历史，深该认识现实。 且举几个例。 1.中国现代化问题 80年代初，这一课题逐渐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热点。曾经有学者指出，倘若脱出党派之争的格局，对于国民党二十二年的统治，不能以“反动”二字笼统地论定；对于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斗争，也不应简单地以“革命战胜反动”而一言以蔽之。论者指出，国共斗争“是实现中国现代化道路之争”。“这两者都是对中国发展道路的不同探索”（王建朗在首都青年史学工作者中国近代史研究现状讨论会的发言，《近代史研究》1989年3期）。学者们对于南京国民政府重订关税协定、币制改革、抗战时期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举措，都有适当的研究。论者指出，1920-1935年工农业总产值、国民收入和人均国民收入三项指标都比过去增加，国民经济总体有重大发展，是中国经济增长较快时期（王玉茹：《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2期）。抗战时期的资源委员会，过去被斥为国民党官僚资本的反动机构。实际上，资源委员会统制经济，发展工矿业，对支持抗战起到积极作用，而没有破坏社会经济。一百多所高等学校内迁，说明国民政府重视教育，有“战时需作平时看”的长远考虑，同时反映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爱国热忱。中国高等教育事业不仅没有因抗战而中断，而且得到一定发展，对中国社会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姜铎：《如何看待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形态》，《文汇报》1985年7月5日。丁日初：《论抗日战争时期国家资本》，《民国档案》1986年4期。余子侠：《抗战时期高校内迁及其意义》，《近代史研究》1995年6期。房列曙：《论抗战时期的高等教育》，《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集》1995年版）。 2.孙中山的西北军事计划和蒋介石使俄 近年俄国陆续公布前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关系的档案文件，揭开了中国现代史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的面纱，澄清了一些若明若暗的历史疑点，孙中山的西北军事计划即是其中的一件。1920年9月，孙中山派人赴俄，代表他本人正式向苏俄政府提议缔结一项军事合作协定，请求苏俄红军从土耳其斯坦进军中国新疆，深入甘肃，接济并援助四川的革命党人，推动中国各地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1922年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向马林、越飞重提上述请求。1923年孙越会谈，孙中山又一次当面向越飞提出西北军事计划。孙中山确信，他至少有10万军队可以通过广西、四川、山西等省转移到蒙古边境，然后经过新疆或库伦到与苏联接触的地方，比如到蒙古边境地带驻扎下来。经过苏方训练和装备之后，只要一两年时间他就可以进行胜利的北伐了。越飞相信孙中山的计划，在发表《越飞孙文宣言》当天即向苏共中央和苏俄政府发电，建议给予孙中山以实际援助。俄共中央政治局正式讨论越飞建议，否决依据加拉帘的意见越飞建议中关于俄红军进攻东北以援助孙中山北伐的内容，而决定批准给予财政和组建军队的援助。1923年5月1日，苏联方面通过越飞、马林正式通告孙中山：准备向国民党提供200万金卢布的援助，准备协助孙中山在中国北方或西部的省份组建大的作战单位。 孙中山决定派遣军事代表团赴俄具体磋商西北军事计划。陈炯明叛变后，党内干部，特别是像蒋介石这样的军事将领均已不满孙中山历来在列强和军阀中间周旋寻求援助的作法，转而力主联俄。蒋介石以总参谋长身分作为孙中山的全权代表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俄。在与苏俄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的会谈中，蒋介石详陈孙中山的西北军事计划，并向俄方提交长约万言的计划书，题名《中国革命之新前途》。蒋介石希望俄方同意以库伦为临时根据地，而以乌鲁木齐为永久根据地。在库伦组建主力部队，而在乌鲁木齐组建后备部队。如果俄方只同意一地，则建议以库伦为最终选择。建议苏俄在库伦助建三个混成旅并提供枪、炮、飞机、汽车等装备。争取用一年半时间完成组建训练工作，从1925年5月起即可挥师南下进攻北京，进占黄河流域，再占长江流域，底定江南。然而这一计划书送交俄方后，将近两个月时间，蒋介石一行竟被晾在一旁。蒋介石这时在国民党内无疑是最主张联俄的，他曾多次提出联俄意见，认为只有争取苏俄援助才有出路。他之力争赴俄，自信有绝对把握争取俄援，结果竟遭如此冷遇。他此时忍无可忍，难以自持，索性要求离开莫斯科去疗养两周。11月11日，斯克良斯基、加米涅夫终于露面，他们面告蒋介石：目前，孙中山和国民党应该集中全力在中国做好政治工作。军事行动等到内部条件有利时才去考虑。俄方唯一同意的是，国民党可以派人来俄学习军事。托洛茨基见蒋时除重复上述意见，还特别强调国民党应当从自己本土而不是从蒙古发起军事行动，显然已把蒙古视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原来焦虑不安的蒋介石，此时反而异常平静，没有流露出丝毫的惊疑。然而，他会深思：俄国人何以出尔反尔？蒋介石没有能够完成孙中山交付的任务，特别是俄方对外蒙古视同己出，不容他人染指的态度，给蒋介石留下十分恶劣的印象。他对苏俄的恶感，已深埋于心。他在国民党领导层中公开说：第一，“俄党殊无诚意可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第二，苏俄对中国“满、蒙、回、藏诸部”，皆怀有帝国主义的野心，估计其“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邱路：《孙中山向莫斯科求援的一段秘辛》，《百年潮》1997年6期。参见李玉贞：《孙中山与共产国际》，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10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