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动员是现代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虽然不同的历史阶段会有不同的政治目标，动员的形式、深度和广度会不一样，但其实质均是反映政治主导（政权、政党或政团）与社会大众之间的动员和参与的互动关系。这种动员和参与的有无以及动员的有力有效和参与的普遍持久与否，于政治目标的能否实现关系极大，在贫弱落后的国家进行反侵略战争时尤其如此。 武汉抗战是中国抗日战争中的重要战役之一。本文拟围绕民众动员一事，对这一阶段政治主导合力的构成、动员和参与的互动特征、动员中的不足和磨擦三个问题略加论述。 一 武汉抗战时期的民众动员可说是有声有色、亦有相当成效的。原因就在于当时的武汉事实上成了指挥抗战的中枢、全国救亡运动的中心和抗战文化的汇合点，尤其是因为国民党当局迫于形势，终于接受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建立，从事民众动员的政治主导能够形成强大的合力。 1937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实际只有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及其办公班子先到重庆，国民党中央党部、内政部、经济委员会、建设委员会以及“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和邮政储金总局则移驻武汉办公。12月13日南京失守之前，司法部、监察部、行政院、军政部、经济部、交通部、教育部、卫生部以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已先后迁到武汉，当局的党政军要人亦云集于此。同时，主张抗战的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又称第三党）、救国会等民主政党政团的领导人亦纷纷来汉。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从南京撤出的八路军办事处与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合并，中共代表团的周恩来、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董必武、叶剑英等领导人在武汉十分活跃。1938年初又组建了新四军办事处。武汉于是成为抗战中枢和中国各派政治力量的聚集之所。日本帝国主义对此亦认识得很清楚，1938年6月其决定的作战方针就说：“只要国民政府还盘踞在汉口，汉口就是主要以西北各省为其势力范围的共产党军和主要控制着西南各省的国民党军之间的接合点和两党合作的楔子。因此，蒋政权始终指导着抗日民族斗争，事实上发挥着中央政权的威力”，“为了摧毁抗日战争的最大因素——国共合作势力，攻下汉口是绝对必要的”（注：[日本]《关于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办法》，转引自四川大学历史系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战场史料长编》（上），四川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97-498页。）。这一看法证实了当时武汉的抗战中枢地位。 同一时期，从东北、平津、沪宁等地转移出来的各派爱国分子、大中学生和流亡青年也云集武汉。1937年年底，有成员10000多人的青年救国团在武汉成立。1938年3月，全国学联筹委会在汉口召开预备会；同时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亦在汉口成立并召开大会，有16省的73个学生团体的一百余名代表出席。4月，原在华北成立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汉口设立办事处。此外还先后出现了中国青年救亡协会、青年抗敌救国团、汉口蚁社等救亡团体。加上各种妇女运动组织、各种教育团体、武汉及湖北当地的各种群众救亡组织，总数不下百余个，汇成了浩浩荡荡的救亡大军。这正如中共中央此前预料的那样，“上海失去后，救亡运动中心将转移至武汉”（注：中共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376页。）。 与此同时，从东北、华北、华东各地转移出来的数以千计的作家、艺术家、文艺和文化工作者也到了武汉。各种文化机构、文化团体、出版机构亦多数迁到武汉。1937年底，汇集武汉的各种文化团体已达二、三百个。从此时起，文艺界联合性的指导组织，如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全国歌咏家协会、中华全国摄影协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全国文艺界最高联合组织）迅速出现。各种诗社、剧团、演剧队、歌咏队、宣传队数以百计。当时武汉一地，就有200多种报纸和期刊，其中影响较大者有救国会办的《抗战》（三日刊）和《全民周刊》，后合并为《全民抗战》，最多时发行量达30万份；商办的《大公报》（汉口版）每天亦发行10万份。国民党及其军队系统的《武汉日报》和《扫荡报》控制舆论大权，但也刊登了不少抗日言论和前线战况。中共在国统区首次公开发行的刊物《群众》（周刊）和报纸《新华日报》也是在武汉诞生的，这一刊一报以其光明磊落的立场和方针、精辟的形势分析和忠实平易的消息报道而引起社会重视。除上述报刊外，还有40多种综合性政治杂志，30多种文艺杂志。当时武汉有出版社50多家，其中生活书店影响最大，仅抗战通俗读物就出了500余万册。正如后人所说，平、津、沪、宁等地失陷之后，“武汉立刻变成了新的全国文化的中心城市”（注：肖效钦、钟兴锦主编：《抗日战争文化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74页。）。抗日救亡的主题淡化或消除了各种文化流派、团体的门户之见和思想分歧，文艺文化界空前团结，大家纷纷自动地投入动员民众、服务抗战的时代大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