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殿英屯垦青海问题指1933年6月下旬，国民政府发布命令，任命孙殿英为青海西区屯垦督办，并率所部四十一军屯垦青海之事。此后国民政府又放弃了屯垦青海计划，并由此引发了1934年春天振动一时的孙马大战，给宁夏人民带来深重灾难。 以往人们认为，国民政府命令孙殿英屯垦青海的主要目的是为挑起孙马大战，以便坐山观虎斗，待两败俱伤后，坐收渔人之利。笔者近阅了大量的档案资料后认为，这一提法有值得商榷的地方。首先，国民政府发布这一命令，除离间孙冯关系外，还迎合了当时“化兵为工”和“开发西北”的思潮，并试图以武力进入西北来试探回族军阀。由此可以说，挑起孙马大战不是国民政府的初衷。尽管我们说孙马大战不是事先预谋的结果，但却是国民政府投机性政策所致。当屯垦计划遭到西北诸马坚决反对后，国民政府为向回族军阀妥协，不仅放弃了屯垦计划，而且确立了以消灭孙殿英来讨好诸马的方针，这样孙马大战也就不可避免了。此时在孙马之间，国民政府表现出明显的倾向性，而不是坐山观虎斗的旁观者。从其最初的动机看，这一转变不仅没有达到武力控制西北的目的，反而进一步承认了回族军阀在西北的特权。当然，出现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是国民政府对回族军阀重新认识后的抉择。 一、国民政府令孙殿英部屯垦青海的动因 1933年6月下旬，正当冯玉祥察绥抗日同盟军与日军展开激战之时，国民政府忽然委任身拥重兵、驻在平绥路上的四十一军军长孙殿英为青海西区屯垦督办。这种时候，发布如此命令，其目的是显而易见的，无非是将孙部调离察绥，以便削弱冯玉祥号召抗日的势力。1933年6月26日何应钦在给汪精卫、蒋介石的电报中，明确表示了这一意向：“孙部驻在平绥路上，影响察事之解决甚巨。现其屯垦青海之名义，既经国防会议议决，既乞中央早日明令发布为祷。”（注：见《民国档案》1994年第4期，第28页。）可见，国民政府当局非常惧怕孙部与抗日同盟军合作，使华北局面复杂化，影响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总国策。在当时有这种可能，一是孙曾隶属冯部，二者有历史关系；二是冯已派人争取孙；三是孙部在长城抗战中，曾与日军遭遇，有抗日英名。故国民政府的担忧是有根据的，因此才多方拉拢孙殿英，最终找到了对双方都比较合适的名义——屯垦青海。这一名义在当时来看，既符合“总理遗教”，又可赢得舆论同情。 民国以来，大小军阀蓄意养兵，人民备受其苦。正如时人所言：“无外患的时候，这些军队则从事内战，摧残生产，有外患的时候，这些军队又不能捍卫国土。全国上下，感受兵多的痛苦，已非一日。裁兵节饷，移作生产的经费，几乎是全国一致的希望。”（注：李庆磨《屯垦青海与开辟西北》，见台湾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八十八辑，第85页。）鉴于此，当时“化兵为工”、“裁兵节饷”之说非常盛行。孙中山先生也曾有过“化兵为工”、“垦发自然富源”的设想。但近代中国军阀统治的特点决定了这一主张很难实现。尽管如此，“化兵为工”之类的口号却被屡次提出，甚至成为军阀间互相争斗的借口。此次国民政府命令孙军屯垦青海，自然属老调重弹，各方也会照葫芦画瓢。西北方面就曾指出：“窃思中央命孙开垦青西，原为遵守总理遗教，实行兵工政策，凡属国人，莫不同情……”（注：见《民国档案》1994年第4期，第34-35页。）而孙殿英也心领神会，曾煞有介事地表白：“我国兵士素乏专技，一离兵籍，即成匪寇，已往事实昭昭俱在，与其裁而遗祸社会，不如留而兴利于国家，屯垦实边实为上策。”（注：见《民国档案》1994年第4期，第27页。） 此外，国民政府令孙军屯垦青海之时，正是其高唱“开发西北”之际。因此没有比这更合作的借口了。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一面对日妥协，一面提出“开发西北”长期抵抗的口号。为此曾作出以长安为陪都并定名为西京的决定。还专门成立了西京筹备委员会、经委会西北办事处等机构，从事开发西北工作。并先后通过了“开发西北案”、“西北国防经济建设案”、“请奖励西北垦殖以实边区而裕民生案”等多项决议。这些决定的主要依据是孙中山先生早年的建国构想及当时国内的政治环境，是国民政府在尚未实现全国真正统一的前提下作出的一个迫不得已的选择。尽管如此，当时国内还是兴起一股强劲的“开发西北”思潮，到1933年夏，这一思潮正处方兴未艾之际。此时发布孙军屯垦青海令，正可向世人表明政府以实际行动“开发西北”的姿态，也可赢得舆论的同情。时人曾评道：“中央政府当国难方殷的时候，能考虑到西北边陲，令统兵大员率五、六万人，大规模的去开发西北的中心——青海，这确是中华民国史上的一件大事”，并认为这是“中央政府试行移军殖边，寓兵于农的开端”。（注：李庆磨《屯垦青海与开辟西北》，见台湾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八十八辑，第85页。）对孙殿英来说，接受这一任命，远离察绥是非之地，既可保存实力以图向西发展，又可保住抗日英名，而且主动提出移屯边荒，确实起到了沽名钓誉之效。时人称孙“愿为国家养精蓄锐，培植实力，作为收复东北的准备”，“是孙军以身作则为军人大规模的开发西北的先锋”。（注：李庆磨《屯垦青海与开辟西北》，见台湾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八十八辑，第85页。）后来，即便在国民政府改变政策，令诸马堵截孙部之际，依然有人为孙说项，称“孙军遵命西北屯垦以固边陲，而备国家之缓急，为各将领中之难能可贵者，中央亟宜维护鼓励以转移各军之视听。”（注：见《民国档案》1995年第1期，第9页。）可见，“开发西北”声中，孙部服从命令，移屯青海是得到舆论的同情的。 如果说，调孙部离开察绥是国民政府令孙军屯垦青海的直接目的，那么以孙军武力进入西北来试探回族军阀则是其更为深远的考虑。 事实上，30年代国民政府面临的最主要问题依旧是民族独立和国内统一问题。因此，当时的“开发西北”口号也是围绕这两个问题而展开的。一方面为建立长期抵抗的根据地，国民政府对事关国防战略的西北交通、水利比较重视，另一方面，控制西北也是国民政府追求的政治目标之一。当时陕北、绥西皆有可垦之地，且自然条件远优于青海西区，国民政府为何令孙部舍近求远去遥远的青海屯垦？当然还有其更为深远的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