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法分类号 K263 政权的建设是和革命道路问题密切相联的，直接影响着革命的进程。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通过分散的农村红色政权波浪式推进扩大，形成对城市的包围，夺取了全国政权。从原来那种分散的、没有中央政府的、主要在农村的政权到建立起全国性的新政权，既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长期愿望，又是一次质的飞跃。由于长时期里反动力量远远大于人民革命力量，夺取全国政权建立新型国家的任务异常艰巨，难以短期实现。一般说来，把建立统一的中央政权提到现实议事日程上来着手准备，至少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人民革命力量能在总体上取得优势，社会即将进入历史的转折点；另一个是建立新中国已成为全国大多数人的普遍要求。如果不顾革命的客观形势而急功近利，把理想中的目标付诸实际的行动步骤，必然是欲速而不达，给革命造成不利影响甚至严重的损失。 1931年11月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是中国共产党奋斗历程中建立的全国性的、也是唯一的与国民党政权相对峙的工农民主专政的中央政权，中共为创造和维护这一成果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付出了巨大努力，它对加强红军统一、促进根据地各项建设以及作为新中国的刍型为中国共产党积累经济建设、政权建设的初步经验，培养管理人才等方面无疑具有异常深远的历史意义，但如果历史地考查一下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的客观条件，笔者认为是不成熟的，作为特定历史环境中诞生的新型国家政权，其历史时机又是同当时民主运动高涨的时局相左的，忽视了中国革命道路长期性、曲折性的特点，是机会主义在政权建设上的体现，根源于“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理论，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尤其在军事上、心理上助长了左倾路线的发展，迟延了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前后的社会形势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产生于“九·一八”到“一·二八”这段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时期。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出现了非常有利的革命形势，具体地在三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经过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红军和根据地都有了巨大发展，形成了包括中央根据地在内的十几块革命根据地和十几万的主力红军，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社会生活中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力量。二是出现了全国范围的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爱国学生在工人群众和各阶层人民的广泛支持下，从四面八方涌向南京，向蒋介石及其政府请愿示威，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工人群众也冲破国民党当局的禁令，纷纷举行爱国罢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也纷纷指责国民党当局“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国民党军队内部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分化，爱国将领以各种形式表达了抗日要求。其三、在全国各阶层抗日救亡浪潮的冲击之下，国民党统治集团也陷入危机之中，从宁粤冲突开始，其内部矛盾日益尖锐化和表面化，蒋介石在危机声中被迫下野。总之，九·一八事变之后由于民族危机及蒋介石的妥协政策，造成了对革命非常有利的政治形势，使苏区及全国革命力量迎来了发展的良好时机。但社会的发展从总体上并没有进入新旧政权斗争白热化的转型时期，而必须在旧的、过时的和新的社会制度之间，在社会发展的不同方向之间时进行抉择。阶级关系的变化没有改变敌强我弱的态势，“围剿”与反“围剿”的格局仍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显著特征，革命力量有待进一步的积累，缺乏在总体上与国民党政权抗衡的实力。各界人民的反蒋怒潮主要是由于国民党政府对日不抵抗政策所激起，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人民的强烈愿望，推动蒋介石放弃内战政策开赴抗日前线是抗日救亡运动的基本要求，国民党政府危机主要是其统治集团内部争夺权利的利益调整，中国共产党虽然实力壮大具有了一定的影响与号召力，但其所倡导的苏维埃运动还没有被各界群众所普遍认识接受，其政治影响主要局限于南方少数省区。此时广大根据地不仅不存在和国民党进行决战的客观条件，而且面临的生存环境仍然异常困难，虽然民族战争已经爆发，蒋介石政府仍然掌握着国家政权，得到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及上层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上的支持，拥有共产党无法比拟的军事经济实力。在特殊的政治、地理背景下发生发展起来的根据地属于中国的心脏地区，对国民党统治尤其主要中心城市构成严重威胁，而且随着根据地的扩大，必然越来越接近交通干线及中心城市， 从而加剧国民党的恐惧心理，战争会更加残酷。诚然，在国民党一味地对日妥协，加紧剿共战争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需要坚决地巩固苏区与国民党的反共妥协政策作斗争，突出自己的旗帜，申明自己的主张，成为革命力量的组织者与领导者，并尽可能地加强对苏区和红军的统一领导，但在不利的军事形势及民族危机下，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迫切任务是高举抗日团结的旗帜，组织动员群众，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适应各界人民一致对外的要求，孤立蒋介石，建立广泛的抗日的反蒋统一战线，推动抗日救亡高涨，削弱蒋介石反共战争，迫使蒋介石改变甚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而不是人为地尖锐阶级矛盾，加剧国共两党的对抗。而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形成了与国民党相对峙的中央政权，把国共两党的对抗推向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层次，使蒋介石在反共的口号下结成了反革命联盟，渡过了危机，也丧失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良好时机，带来了根据地的严重困难。 二、成立苏维埃中央政府与“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理论的关系 毫无疑问，随着苏维埃区域的扩大及频繁的反“围剿”战争的开展，需要加强对苏维埃区域及红军的统一领导，但共产国际及中共中央屡次严厉督促成立苏维埃中央政府，并确定为中国共产党头等重要任务的出发点却是实现争取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 众所周知，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在苏维埃运动过程中，在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的影响与指导下产生的，以城市中心论为基本特征，对中国革命形势、革命对象等都作了错误的估计，否认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与曲折性。按照这一理论，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是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必然结果，也是促进胜利的客观要求，只有建立起与国民党政权相对抗的中央政权才能影响号召非苏区群众，把一省与数省的胜利推向全国。早在1930年初新军阀混战、农村革命根据地相继创建之时，共产国际便要求苏维埃政权集中化，把成立中央政府作为现实任务。“为准备苏维埃的版图进一步扩大起见，召集苏维埃省份的成立大会，以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成为实际的问题了”。（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六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56页。）共产国际执委会秘书处1930年7月的中国问题决议案则把组织苏维埃中央政府作为摆在苏维埃党面前的第一等重要的任务，“巩固和发展各苏维埃区，集中农民斗争的力量，加强无产阶级对于工农红军的直接领导，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临时中央政府，去组织革命的战争——争取一省几省的首先的胜利”。（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六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439页。）李立三出于对全国革命形势普遍高涨、国民党政权已经处于极端动摇与崩溃的末日的错误估计，决定于1930年11月7日举行全中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建立正式的全中国的苏维埃政府，并认为“这一伟大的任务，仅只有变军阀战争为革命战争的总策略才能实现”，因此号召“坚决的准备全中国武装暴动”。（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六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15页。）六届四中全会之后，王明则把成立苏维埃中央政府视为全党的最急迫的任务。在关于红五月运动决议案中决定：“成立苏维埃政府以对抗国民会议为他们（苏区）的中心任务”，（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50页。）宣称“建立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与各苏区政府来对抗国民政府，公布与实施苏维埃政府的一切法令，以揭破国民会议所允诺的统一和平建设都是欺骗的，这是苏区最迫切的任务”。（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89页。）事实上对于被分割包围而战争频繁的各根据地来说，连选择适当的地点去召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都是困难的，但为了“影响和兴奋全中国的工农劳动群众及全世界的革命群众”，中央于1931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