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万紫千红才是春 延安时期的理论繁荣，不只是树立起毛泽东思想一杆耀眼的红旗，而且形成了一座光辉的金字塔。主要领袖毛泽东的思想体系走向成熟；一批领袖人物思想理论上十分活跃；理论工作者充分发挥了“智囊”作用；全党的理论意识大提高。四者之间切磋交映，融为一体，形成一座万紫千红的理论繁荣的百花园。 历史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前期，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大的政党。它所领导的革命事业有了空前规模的大发展；所要处理的党内外，国内外，敌、我、友等多方面的极其复杂的关系，也是过去远远不能相比的；所面临的抗日民族战争的革命任务，也和大革命、十年内战时期有着明显的不同特点。这些都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从新的角度进一步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从更高的立足点，更大的全局考虑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正是历史和时代的需要，促成了延安时代的理论繁荣。 毛泽东在这时期理论思想十分活跃，《毛泽东选集》（1-4卷）所收集的158篇文章，有112篇是这一时期写的。《毛泽东书信选集》收集的372篇，有142篇是这一时期写的。毛泽东一批重要论文的发表，表明毛泽东思想已经走向成熟，并且形成一个理论体系。如：1936年12月发表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战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对中国革命战争的独特经验作了精湛的概括，深刻地论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和战略战术原则。1937年七七事变前发表的一批文章，如《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等，表明中国共产党能够正确处理极其复杂的形势，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统一战线理论。1937年7-8月份发表的《实践论》、《矛盾论》，表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成熟。1939年10月至1940年1月发表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以及1945年4月发表的《论联合政府》等文献，把中国独特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系统化。 延安时期不只是毛泽东一花独放，而是一批领袖人物在思想理论上都处于十分活跃的状态。这里，可以举一个很长的名单，如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等。他们的研究工作涉及的领域比较广泛，大体分四个方面： (1)基本理论研究与阐发。如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论党》，以及王稼祥的《关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等。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成为党内外有着重要影响的著作，并且翻译成多种文字，受到好评。过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讲党的建设，都是着重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方面论述，“修养”一书则突破这些程式，首次全面系统地从党员个人的思想意识修养、理论修养、党性锻炼、共产主义世界观等方面，进行论述和阐发。王稼祥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也是一篇在党的历史上发生过重要作用的文章。它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宏观角度，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 (2)深入研究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一批在十年内战时期曾犯有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错误的中央领导干部，他们以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坦荡胸怀，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在严格解剖自己的基础上，写出一批研究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好文章。这不仅带动了全党同志思想认识的提高，而且为党的理论运动的健康发展做出特殊的贡献。如张闻天的《出发归来记》和周恩来的《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等，都成为党的历史上的重要文献。 (3)积极从事党的重大战略研究与论证。如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在全国一片“抗日必亡”或“抗日速胜”的众说纷纭中，朱德发表《实行对日作战》（1937年7月15日），指出中国的抗战“将是一个持久的艰苦的抗战”。张闻天于1937年9月发表的《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持久性》，对中日双方在军事、经济、国际援助等方面的长处与短处，进行了深刻的论证。刘少奇1937年11月的《在党的活动分子会上的报告提纲》中，又进一步从中国、日本、国际三个方面的发展变化的动态角度，论证了中国持久抗战的前途。周恩来于1938年1月发表《怎样进行持久抗战》，深刻总结了5个月的抗战经验教训。正是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于1938年5月发表《论持久战》的著名论文，系统阐发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战争的持久战战略方针。 (4)在党的路线的统一指导下，各个根据地的领导人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制定出许多具体的方针政策，从而使党的指导路线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如晋冀鲁豫根据地领导人之一、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根据抗日战争中的敌我态势，于1940年4月在北方局高干会议上提出“敌进我进”战术。1942年反“扫荡”中，刘伯承进一步发挥了这一想法。他认为在新的情况下我们不能重演敌进我退、诱敌深入的老规律，那样我们就会退进敌人的包围圈，上敌人的当。我们应该来一个“敌进我进”。“进”不是正面硬顶，而是选择适当的时机和地点，跳出他的“铁桶”，乘虚而入，袭击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根据这一思想，派出大量的敌后武装工作队，到敌占区去建立游击根据地。这一做法使“敌进我进”超出战术范围，具有了战略意义。 延安时期理论繁荣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大批理论工作者充分发挥了“智囊”作用。由于中共中央的重视，在战事频繁、生活艰难的条件下，延安成立了众多的研究机构。如1938年3月，毛泽东亲自组织“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会”，有罗瑞卿、滕代远、莫文骅、叶子龙等参加，由何思敬教授翻译讲义，逐章介绍，然后毛泽东等学习讨论，在延安掀起学习和研究《战争论》热。1938年秋，在毛泽东倡议下成立“延安新哲学会”，由理论家艾思奇、何思敬负责主持，领导人和哲学家们一起研究讨论哲学问题。延安还成立了由张闻天领导的《资本论》小组，有王学文、王思华、何思敬等一批理论家参加。他们编写的《政治经济学大纲（初稿）》（注：《共产党人》1940年第7-8期。），不仅分九章系统讲解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还以“中国革命过程中政治经济学的必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政治经济学的必要”为题，研究了政治经济学与中国革命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