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1004－1877（1999）04－0034－05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新时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受益于国外研究的事实是有目共睹的。面对蜂拥而至令人眼花缭乱的国外研究，限于篇幅，本文所关注的是以日本为代表的实证研究和国外所普遍重视的本体研究。 日本实证研究传统的基本特点，简言之，即是注重事实材料的发现和考辨，在占有翔实资料的基础上立论；论著往往不以宏阔的思辨见长，而以扎实的功力呈现出坚实的风姿，比深刻、创新更致力于精密和细致；研究者治学态度严谨、扎实，决不华众取宠。日本这种独具风彩的学术研究传统使其在许多学术领域取得了独特的成就，因此这种传统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就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而言，运用这种传统的研究方法，使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具有高度的严密性和科学性，在许多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甚至有些方面走在中国研究者的前面。比如藤井省三通过史料的查询、考证、分析，得出日本人最早介绍鲁迅文学活动的时间是1909年《域外小说集》的出版，推翻了中国学者认为始于1920年青木正儿的文章（注：董炳月：《构筑新的时间与空间——关于藤井省三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3年第2期。）。 由“仙台鲁迅记录调查会”（半泽正二郎任会长）一书，凡六章，对鲁迅至仙台的经过、鲁迅在仙台的生活和学习、鲁迅和仙台同学的友谊、鲁迅的离开仙台等都作了仔细的、文献性的调查，提供了许多新材料，书中还附了很多极可贵的照片。不论在日本或中国，都是迄今为止调查鲁迅最详尽的一本书（注：吕元明：《日本鲁迅研究史》，《鲁迅研究年刊》（1981年）。）。日本学者对鲁迅在日本的资料搜集和考释，详尽到足够编一部留学日本年谱和内容丰富的鲁迅留日史。日本对郭沫若、郁达夫、茅盾在日本资料的搜集整理也填补了我国研究的某些空白。如永骏教授用了几年的时间所写的《京都原町调查》查证了茅盾当年在日本居住的真实地方，不仅落实了茅盾在日本京都住处这个中国和日本研究界都搞不清的问题，还通过调查描述茅盾当年客居日本的生活，为理解茅盾由经验世界转化为艺术世界——在日本的创作提供了基础（注：木函、爱华《近年来国外对茅盾研究述评》《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6期。）。再如， 由著名汉学家中山时子动员近百名研究者倾八年时光编写的《老舍事典》，不仅是中外老舍研究史上的一个创举，简直就是一部有关老舍及其著作的百科全书。全书的前编主要解释老舍著作中涉及到的北京街道、胡同、公园、湖、河、古迹、交通、动植物和北京自清朝到当代各阶层人的职务、生活、社会、经济、风俗、宗教、教育等等方面的知识；后编则主要是老舍传略、年表、家居生活、著作翻译情况、著作中方言土语诠释等。书前附有101 家旧北京各类店铺的“幌子”——招牌和72种京剧脸谱及老舍爱吃的点心与小吃的32幅照片，书原有参考文献目录等。此书不仅是外国人认识和学习老舍的工具书，也为中外认识和学习中国文化传统、民族风情、特别是了解北京人的方方面面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注：曾光灿：《老舍研究在日本和南洋》，《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6 期。）。中国现代作家的年表、年谱、著译系年等资料专文、专书不少先出自日本学者之手，作家著作的全集和某些著作先由日本出版。他们的学术著作往往附有参考文献目录、研究资料索引、作家小传、作家年表、年谱等，不仅显示其实证的传统风格，更重要的是方便读者的应用。这无疑要求研究者必需具有扎实的功力和付出辛勤的劳动。说起日本学者普遍具有的认真严谨的治学态度及其由此而取得的成就，对我们是很有意义的。如西南学院捅口教授，为了研究早期巴金特别是他和无政府主义的关系，不仅认真阅读了十四卷《巴金文集》，从中发现和掌握有关材料，而且广泛搜集阅读《文集》未收的文章和译作。在此基础上，他又认真考察同时期与巴金有直接、间接关系的重要人物、事件以及巴金译作的内容和原作者的有关情况，认真考察同时期中国社会的政治、思想、文化状况和无政府主义在中国产生发展的情况，考察了巴金参与编辑的刊物《半月》、《警群》和《平民之声》等，查阅了同时期大量的报刊和有关人物的著作，如在论及巴金与鲁迅的关系时，列举了鲁迅在日记、书信中的记述和巴金有关回忆鲁迅的文章以及巴金编辑出版的鲁迅书籍等。通过艰苦的劳动、占有大量翔实的资料，其中包括不少当时中国巴金研究学者未掌握的新资料，如关于亡命中国的朝鲜无政府主义者，泉州民团训练所，福建军阀陈国辉等的情况，以及巴金1924年在《春雷》杂志上发表的诗文等。正因为捅口教授处处把具体材料作为立论的根据，非常重视对材料的搜集、鉴别、辨析，因而他的论述周密而细致，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比如，他通过对巴金在成都——上海——南京——上海行迹的考察，对此间巴金发表的诗文、译文及多方面史料的搜集、考辨，认为1923——1926年间“巴金是作为一个无政府主义的信奉者成长起来的。”（《巴金和无政府主义》，1978年）“巴金将无政府主义作为养分的一部分消化了，使之深入了自己的精神结构之中。”（《巴金〈灭亡〉论》，1978年）这样的结论是有根据和基本符合实际的。而当时我国的巴金研究界，对1923至1926年间巴金的活动和思想，或含糊其词，或回避躲闪，或一概否定，很少有从事实出发的认真分析，以致这段时间成了巴金研究的空白。而捅口教授却在此时写出材料扎实、内容厚重和立论坚实有据的论著。一位中国巴金研究学者对这位不惜殚精竭虑地搜集材料，在此基础上冷静钻研、扎扎实实做学问而取得成就的日本学者，不仅表示由衷的敬意，而且深有感触地向中国研究者发出如下感慨和呼吁：像捅口这样的日本学者，“在我国的现代文学研究者中不仅不多、且有后继乏人之虞。也许有人会觉得捅口教授在有的方面过于拘泥、过于烦琐，也许会有人不同意或不完全同意捅口教授的某些看法，但我认为，我国的现代文学研究界同样需要微观研究专家，需要史料专家。多一点脚踏实地，少一些天马行空，多一点具体材料，少一点追风逐潮，多一点寂寞，少一点‘热闹’，这对进一步提高我国巴金研究及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水平，肯定将是有益的。”（注：李存光：《锲而不舍的耕耘者——我观捅口教授研究巴金的特色及成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1年第2期。）新时期以来，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对史料工作认识的提高和史料搜集整理所取得的空前大丰收及其在推动研究深入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已充分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实在做学问对于发展我们研究事业是大有益的。 同任何国家所惯用的传统研究方法无不带有局限性一样，日本的实证研究也有它的不足，诸如史料丰厚而理论思辩缺乏，微观考释细致而整体研究薄弱等。诚然，史料对学者如同空气，离开它就腾飞不起来，然而学术研究的理论观念和思辩同样是不可缺少的灵魂。我们指出日本实证研究的不足，毫不意味对其优长的轻视和否定，旨在表明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学术研究模式都必需丰富和发展，其中借鉴吸收异域研究的优长，就是丰富发展自己的必由之路。新时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由于借鉴吸收包括日本实证研究传统的国外学术研究优长所出现的蓬勃发展局面，以及80年代后由于受中国新时期充满朝气的学术研究和西方社会科学方法影响的一些日本中青年学者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加强了宏观研究和理论思辩而进一步提高了研究水平的事实，就是这种必由之路的明证。 走向研究对象的本体。这是国外中国现代文学所普遍重视的。 本体研究语源于西方哲学，本世纪中期引进到文学批评领域而从此广为流行。本体研究的基本内涵是，关注和进入对文学的内在元素和作为语言艺术产品的话语特征的考察和评析，而不是简单地从客观社会生活或其他的外在生活角度来研究文学，但又不是要从根本上否定文学作为意识形态产品对客观生活的反映。它是一种学术研究真正自觉和深化的标志。鉴于它所包括内容的丰富复杂性，国外重视对中国现代文学本体研究的表现也是多方面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帕特利克·韩南的《鲁迅小说的技巧》（注：李欧梵：《美国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现状和方法》，《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1986年第5期。）， 的确没有直接涉及当时的社会政治和作家的生平思想，但他对鲁迅小说“反语”的运用与作家和作品人物“距离”的技巧等艺术的分析评论是非常精细、新颖和具有说服力的。尤其是对前者，不仅对“反语”的概念、内涵及其在《怀旧》和《呐喊》、《彷徨》中近20篇作品中的具体运用和价值作了国内研究尚未有的细致阐述，而且对果戈理、显克微支和夏目漱石的“反语”艺术技巧及其对鲁迅小说影响的追源是有新意和说服力的。著者不仅简明有力地概括“反语”艺术对鲁迅作品表达内容的重要作用，而且对于鲁迅处理作品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关系的独特以及高超的艺术技巧给鲁迅作品带来的辉煌成就，作了如下很精辟的概括：“鲁迅是一位全心全意地关心文学社会效果的作家，因此，他对技巧也极为重视。这种重视在他的文章中几乎看不出来，他从来不分析自己作品的技巧，有时甚至表现出某种幽默的自我否定。但他的小说本身却使人必然得出重视技巧的结论。和其他作家相比，鲁迅的每篇小说都可以说是一新的技巧的探索，是力求使形式完全适应主题的一次新尝试。他曾经说自己的小说是挤出来的，这意味着有困难，恐怕也是因为他对技巧的严格要求所致。由于认真对待技巧，又由于作品有着强烈的感情和判断力，使他所写的为数不多的小说全部成为现代中国文学中最有表现力的作品”。（注：译文载《鲁迅研究年刊》（1981）。）对于国外在分析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时，有的将内容和形式割裂开来，甚至表现憎恶内容。这不仅不可取，而且也可投以憎恶。然而他们将研究的目光和精力集中于作品艺术形式的分析，是符合文学本身特质的。文学的根本存在其实就是它的语言形式的存在，离开了艺术形式追求的独特性，文学就不再是文学了。注重文学技巧的研究，准确地理解文学形式的追求，是文学研究走向本体深层的标志，是符合文学研究的本质意义和要求的。当然离开内容的单纯形式研究，无疑是一种偏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