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王朔的《我看金庸》（中国青年报1999.11.1）觉得很好， 读了金庸致《文汇报》的正式表态文函，也觉得很好。为什么都很好？不是中庸，不是圆滑，不是莫衷一是，不是外交辞令，不是两边讨好（两边说好往往两边都不讨好），而是因为二文各有各的好法，本人又确实这么认为。实乃奇文共欣赏。 先看金文。金庸说“我第一个反应是：必须‘八风不动’”。他说自己“做不到”。但他实际上已经做得很好了。他甚至在短短八百字中还从某一方面引用自己以前的答复来肯定王朔的小说。这就是很高的修养。一般人很难达到。对于所谓“不虞”和“求全”，他都看得很准。声明对大学教授给他的排名和崇高文学地位，并不领情。对王朔的批评要求，也作了婉拒。所谓“限于才力”，“无可奈何”。尤其是不愿被安排进“四大俗”的行列。他说自己给王朔的评价是正面的。而且表现出愿意“相识”的绅士风度。这么说，并非忽略金文传递的无辜和被动的信息。毕竟，金庸是很清楚王朔的文章属于“偶然给人骂几句”的“骂”的。金文的超脱和雅量是显而易见的，虽然不是无条件的。正因为不是无条件，所以短文的睿智儒雅、简练老辣、弦外之音、讥刺侧击、话语锋机和反讽效果也是可以细读到的，但更妙的是一切都十分诚恳。这是修养，更是修炼。金文之好，还在于其本身是一个及时而得体的答复。尤其是在王文的对照之下。如果过激反应，当然不好，如果没有公开反应，也未必是件好事。如何对待别人的批评甚至酷评，金庸是一个范例。尤其是看到不少作家那种气量狭小气急败坏的样子，良多感触更是油然而生。文坛上是是非非风风雨雨，事端纠纷官司争论此起彼伏，何其多也，有关人等四面八方名声大小地位高低男女老少，偏偏谁也说不出这样的话来：“将来如到北京耽一段时间，希望能通过朋友介绍而和他相识。”我相信这不是客套圈套，不是故作姿态，也不是笼络人心，更不是心理战术。这是真诚的基本的自然的绅士风度和相遇同行的礼节，也是一种对于关涉自己的有成就的作家的应有的尊敬的表示。在这方面，金庸的表态是一种大家风范。它告诉我们：作家的人格魅力和修养境界是有差别的。如果连作家都不能学着做一个真诚的“绅士”，读者对他的尊敬是要打折扣的。作家的形象，最重要的方面也是最基本的方面。在这方面，作家理应为社会树立楷模。至少在文坛社交行为中不应失态。顺便一提，在国内，诸如红学、金学、鲁学之类的研究学科，总是被部分国人（尤其是部分业内学人）读作红饭碗、金饭碗、鲁饭碗。你批评他一下，不行；你批评他的研究对象一下，也不行。你把他的名字擅自调了个个，或是只不过将他的研究对象的名字擅自调了个个，他都会立刻跳起来，以为你要夺他的饭碗。面临饭碗被夺的威胁，他如何能够保持绅士风度。 再说王朔。王朔就是王朔。虽然话锋已有所藏敛（或许是编辑已作WORD处理），但基本上还是放谈不羁的。编辑给他的文章安了个“真实性情”的栏目名称，《编者按》中谓之“童言无忌”，倒也贴切。但最重要的是正如金庸所说：“是对我小说的第一篇猛烈攻击”。对于金庸和金庸小说完全是能够而且应该给予批评的。但这个空白却让王朔填补了。这本身就颇为值得玩味。我们那么多的批评家和有关学者那么多年都到哪里去了呢？大家只顾赞扬甚至抬轿，出版社、书商和盗印者大行其道，严肃的文学批评却不能在金庸身上发挥全面科学评价的作用（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赶紧搜索一下落下的空白，以便学科拓荒或一鸣惊人。但是，人家王朔又抢先了：“我已经写好了和鲁迅较较真儿的文章，《收获》明年1月份发。鲁迅是我喜欢的作家， 但我觉得他的小说写得不好，给点技术上的分析。另外我还准备说说老舍，发在《北京文学》上。我准备把他们全得罪光喽！”瞧，王朔多聪明多机灵，又是宣言又是广告）。关于王朔的批评，我同意下列作家的“点评”：“王朔的这篇文章是随笔性的，跟文学批评关系不大，不是学术评价，他只是借这个‘题’发表自己的见解”（刘心武）。“他的风格比较直接，有时比较尖刻，但是还比较真诚。”（刘恒）“对于王朔批评金庸，我觉得原本也无可厚非，因为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应该允许别人看了说不好。但我个人认为王朔这次说的话有点‘损’。”（陈村）“王朔代表的只是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不喜欢金庸作品的那一类人的意见”，“金庸小说这么多年长盛不衰值得研究”（陈墨）“金庸先生赋予中国传统的武侠小说新的生命”（池田大作）“观念的障碍造成阅读上的两重人格，又表现为学术上的双重标准，实在是当今批评界的悲哀。我想，这应当也是对金庸的臧否未能入格的重要原因之一。臧否金庸，正是为超越金庸所必须的一个环节，这也需要新的眼光，新的视野。”（萧为）“好作家有的是，但都被人‘吹’得近乎邪乎了，也不正常。”“既然有互相批评的，我看也别落下谁。”“我倒觉得目前的大多数所谓批判文章，实际上都没有锋芒，文坛上缺少真正的‘酷评家’”。（王朔）“王朔这事不一定是炒。”（贾平凹） 在王文中，所指摘的金庸小说的那些毛病缺陷疏漏，以小说家的眼光看，或从小说艺术技巧的角度而言，都还是存在的。但同时也应看到，金庸小说作为新武侠小说的集大成者，其艺术成就和思想精神贡献，也没有得到王朔的肯定。这也是不全面不公平的。特别是王朔从所有小说要素彻底否定金庸作品，这是不对的。对金庸作品，要从中国小说史，特别是中国武侠小说史的范畴内进行客观评判。他对中国历史的政治文化命脉的探索，通过人物塑造对于人性的真实的洞察，以及变化的故事模式和寓言意义，都是他的乃至中国小说史的重要成就。相比较于他的武侠小说前人和同代同类作家，他是最杰出的、集大成的、代表颠峰的。他在武侠小说的创作中，在各种小说要素的运用上，都有成绩，有创新，有突破。他从1955年到1972年，共写十五部小说，即“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腰携一枚《越女剑》。其中各有千秋，但质量成就互不平衡。他的成就，已不能限于武侠小说的范畴。但据此就宣称金庸小说不是通俗文学，是最高雅的高雅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恐怕也无必要。怪不得金庸不领情。王朔的代表性恰如上述所引陈墨所说。王朔说“金庸能卖，全在于大伙活得太累，很多人活得还有些窝囊，所以愿意暂时停停脑子，做一把文字头部按摩。”这说出了通俗文学或金庸小说畅销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并不全面。“按摩”只是读者的需求之一。还有不同读者的不同需求。此外，小说和作者方面的原因，也是不可忽视的。“中国小说的通俗部确实太不发达，除了老金的武侠，其他悬疑、科幻、恐怖、言情都不值一提。”他的言下之意是“老金的武侠”还算发达，但如今他又全盘否定了“老金”。这说明王朔不是喜欢阅读中国通俗文学的人。而且他对包括“老金”在内的整个中国通俗文学都是持全盘否定的意见的。所以，对于喜欢国产通俗文学的广大读者来说，不必在意王朔批金庸。王朔事实上也有不少通俗作品，甚至他指出的金庸小说的毛病，在他自己的作品特别是他主打的电视连续剧中也有一定表现。客观地说，王朔批金庸，代表了一种通俗文学对于另一种通俗文学的批判。这是两种文化精神的交锋和冲突。金庸超过了以前的武侠小说，代表了新武侠小说的最高成就。但是，在新的文化潮流面前，在提出现代性要求的当代读者面前，金庸迟早要被更新的现代武侠小说所超越。批评界的失误，是由于过分地满足于通俗文学或大众文化的现状，过分地偏爱迷人的金庸，恰恰在最关键的问题上，即现代性的问题上，包括现代人文精神和国民性改造的方面失去标准，放下武器。新老“大侠”“江湖”之争的意义，主要也就在这里。如果它被炒热现卖，那也不是它本身的缘故。在这个意义上，王朔有很好的意见：创作萎缩，流行趣味全盘沦陷的原因在哪里？“也许在中国旧的、天真的、自我神话的东西就是比别的什么都有生命力。”特别是他说：“中国资产阶级所能产生的艺术基本上都是腐朽的，他们可以学习最新的，但精神世界永远浸泡、沉醉在过去的繁华旧梦之中。”（亲爱的读者，您是否读出这段宣言的革命意味比如说是类似列宁的语录什么的吗？）王朔挑战的革命意义暂且不说。此番“江湖”之争再次启示我们，从通俗文学和大众文化的发展来看，亟需精英文化的强有力的介入和引导，也就是精英理念的价值导向和文化影响，阻挡大众文化的庸俗化潮流，充分发挥精英文化在整个社会文化中的先锋和灵魂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