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末，《中国青年报》登载了“火作家”王朔嘲弄“武侠名角”金庸的文章。说是文章，不如说是檄文、战书，等于宣布：王朔要动手挑战金庸了。从其他的消息得知：金庸也应了战。这事，真可以说“好”极了。 说“好”，是因为我早就盼着（盼了好多年）有人用些较严肃的文字写一写对金庸小说的看法，或是对王朔小说、影视作品的评议。老实说，我对那二位的文化品位，说客气点是褒贬各半，说得苛刻些就是贬大于褒，乃至大大于贬，小小于褒。现在好了，不用盼等了，王、金二位自己闹腾起来了，到头来若是由挑战到应战，直接过招，互抓脸皮，两者的模样也就很客观地亮相于世了。 首先说，金、王二位的作品，都有各自的客观价值（不问价值大小）。但是，价值贵在于客观，有几两就是几两，不能膨胀、夸大。据我看，这二位的“文化品位”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属于同一“类级”的，都属于“文化杂耍”，属于消闲文化或商品文化。只要有上述价值，就算是有价值——有很多人去读去看能说没有价值？ 就金庸小说而论，如果写出的东西就是为了给读者消闲解闷，为了挣自己应挣的钱（非偷非抢），不去被糊涂人强行捧为“20世纪文学大师”，做梦也不敢想到与鲁迅等真正大师为伍，凭心而论，我倒真想为金庸小说美言上几句的。例如：他的笔下文字毕竟有一点书卷气、文墨性、历史感，从文化功底上看无论如何也比前若干年中国大陆的半文盲作家、亚文盲作家强得多！当然也包括比此前一时走红的作家如王朔要强得多，更何况金庸小说虽然有许多毛病（如王朔所讥讽的那样），但有两条长处也不可一棒打死，这就是：一、在精神内涵上毕竟有一点扬善弃恶意味，没有公然地或主要地颂扬恶人、匪人、奸人；二、他的行文风格很中国，很少洋腔洋调。 要说缺点，也可以数上一大堆、一大串。单是他笔下的东西大都神往或沉溺于“非现实”、“反现实”的人和事，乃至宣扬原始斗争工具，美化落后斗争技术，神化暴力斗争的“特异功能”，就足可使他低于正常作家的文化品位，离“文化大师”的标格差着十万八千里！ 王朔与金庸恰恰“相反”。也正是这个“相反”，反到了另一极端，也就使王朔的作品也难于在正派文学上入流。金庸的“文化品”近于俗文化、浅文化、淡文化，而王朔的“文化品”则趋于闹文化、野文化、非文化。 这里说到王朔的“非文化”，我也想从特殊角度说上几句美言。王朔的小说、影视，立足于剥掉“超人”、“巨人”、“卓人”（总之是“大写的人”）的伪饰，还原于“人本身”。这样干，在特定的形势下（如极左年代或极左之气未消年代），在特定对象的身上（如固守于政治徽号、迷恋于政治漫画“标准像”的人），具有一定的积极冲击力和化解中国僵滞空气的作用。但是王朔搞得太惯性了，“加速度”越来越大而又难以制控，也就弄到糟糕地步。他不止于“非文化”，乃至沦为“反文化”。几乎使出了主要力气，用之于三嘲： 一、嘲讽一切大德人、大卓人、大善人、大好人，几乎认为不存在。好像整个世界，都是由俗人、庸人、小人、愚人构成的。 二、嘲讽一切大事业、大活动、大行为、大功绩、好像人类和社会的一切前进或运转，都是由杂七杂八的俗人琐事、小人浊事拼凑起来的，所谓“尘世”就是由蝼蚁和烟尘搅动出来的。 三、嘲讽文化本身，认为凡是具有文明属性的行为、语言、文字都是“假惺惺”的勾当，好像社会的主要景观就是油人、油话、油腔、油调、油文甚而是污言秽语构成。 王朔足足把文坛搞得热闹一把，这当然是本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另一种“伪文”、“酸文”、“死文”的惩罚（或曰报复）。这倒使我想起了《红楼梦》里的刘姥姥。贾府有个大观园，大观园里也有个“作协”，一伙才女才子天天在那里舞弄诗文。可惜为文而文，弄不出什么社会效应。刘姥姥来了，参加了贾府里的一场宴会（见《史太君两宴大观园》一回），当即就把“大观园作协”搞热闹了。刘姥姥讲笑话，说村言，最后还即兴作了一首打油诗：“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吃个老母猪／不抬头！”一下子就使才女才子们看到了刘姥姥的“轰动效应”，人人都笑得前仰后合。刘姥姥得力于什么？一是“俗文化”，二是“野文化”，三是“非文化”。这样的“文化”可以轰动一时，但长久下去是不成的。打个比方说，让刘姥姥加入作协，当“专业作家”，就没人再去恭维她了。 王朔的小说、影视，若是长此下去，命运也大抵如此。 王朔向金庸挑战了。做为文坛的一场热闹，具有极大的观赏价值。但我更希望王、金之战是文坛上一个不吉利的信号：有些文学（文化）已度过了肥胖期，进入了喘息期，该休息了。说是“不吉利”，其实又是吉利的，经过这样一场折腾，痛定思痛，该是真文学、正派文学、高品位文学振兴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