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春季,台湾多个团体参与评选的“台湾文学经典30部”揭晓,为我们审视台湾文学精神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这次“台湾文学经典”的评选是由王德威等7 名专家学者组成评选小组,提出150本参考书单,寄发给91 位讲授现代文学的教授进行通信投票(回收有效票67张),依此得票高低,选出54本参加决选。7 名原先的提名委员决选出27本之后,评选委员再推荐得票较高的部分作品集角逐最后3本书,由票选结果的前3名当选。钟肇政、林海音、朱西宁、李乔、张大春等人的作品以些微票数落选。 我在《20世纪视野中的文学典律构建》一文中谈及文本的典律化本来就属于一种选取性、排他性的文学评论运作,由于包括文学观念在内的意识形态的歧见和审美参照系的差异,任何一种文学典律的构建都很难被各方都认同,任何一套文学经典也难免遭受当代其他次群体或不同时代文化人的非议责难。以票选的“民间方式”来产生经典,自然只是参与投票的诠释群体(包括投票者所能代表、影响的读者群)认可的经典,而且票数的些微差别不应成为经典的界限。筛选、评价经典都是出于对文学的理解、尊重。因此,本文在通过“台湾文学经典”来探讨台湾文学精神时,也将涉及到那些进入决选名单而以些微票数落选的重要作品。同时,我也充分注意到台湾笔会等6 个团体就“台湾文学经典”发表的声明。文学经典的确认是一个文学系统多个层面参与运作的动态累积过程。这次“台湾文学经典”的产生只是这一动态累积过程中值得重视的重要一环。本文初步的探讨就是基于上述认识展开的,所论述的台湾文学精神也应视作一个动态累积的过程。 台湾文学经典30部中,创作时间最早的当推吴浊流的长篇小说《亚细亚的孤儿》(此书完稿于抗战结束前,而梁实秋《雅舍小品》第一集全部完稿在战事结束后了)。台湾文学经典以本土作家的长篇创作为起点是颇有意味的。《亚细亚的孤儿》诞生于日据后期台湾进步作家的秘密写作状态,吴浊流闭户秉烛,书稿秘藏于炭篓之中,完稿一批即被秘密转到乡下。这部小说原名《胡志明》(何不“志”于复“明”之意),1956年重版时改名《亚细亚的孤儿》,都无疑表明了作品的中国意识。这种中国意识既包含政治、国家层面上的归属意识、认同意识,又包容文化层面上的寻根意识、认同意识。吴浊流述及这部小说的创作时,说过一段极有意味的话:“由于汉文被禁,所以只好借用日文来表现,例如拙著《亚细亚的孤儿》也是用日文写成。‘啊,胡太明终于发疯了。果真是个有志的人,谁又能不发疯呢’(此句话出现在《亚细亚的孤儿》结尾的关键之处,决非等闲之笔——笔者)这是中文式的表现,语言虽是日本的,其表现形式则是中文的。开门见山,即先提出结论。说明在后。李白的诗有谓:‘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也是结论为先,说明在后。”(注:吴浊流:《睽违三年,重游日本》,载《台湾文艺》第47期。)熟悉日语交际的人都知道,日语表达的习惯、策略都是说明在前,结论在后,甚至不直言结论。吴浊流在中文被禁的绝境中将中文的表现形式深嵌入日语中,这种拼死固守民族文化的历史悲壮,足以让人深信,台湾文学中的“中国意识”是不会也不能消亡的。 当然,台湾文学中的“中国意识”早已不囿于地域、党派、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了,它更多地表现为作家们用自己的创作,超越台湾“孤岛”的隔绝,而努力定位于中国现当代的历史脉络中,回归于中华文化的传统长河中。这使我想起写下《城南旧事》、《烛芯》、《晓云》等书的林海音。她原籍台湾苗栗,幼居北平时,就体味到“没有根而生存,是需要勇气的”,所以常常是“许多个夜晚,我们就打开地图,看看那一块小小地方的故乡”。而她回到台湾后,“却又时时怀念北平的一切”,甚至“不敢想什么时候才能见那熟悉的城墙、琉璃瓦、泥泞的小胡同……”在苦思而不得见中,她不仅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城南旧事》,还写下了《我的京味儿回忆录》。林海音这种心悬两地的乡思是属于20世纪的中国的,大幅度的多地迁徙使作家有了多个故乡,也许人们真的不必孜孜以求于何者为故乡,不变的是作家在中华文化长河中的恒久追寻。台湾文学中一向有本省籍作家和外省籍作家之分,然而,台湾文学的经典性显然不是产生于这种区分之中,而会产生在林海音那样的创作心态中:北京、台湾都不是地理名词,也不是政治图腾,而是能让人始终梦牵魂绕的精神家园。 入选的台湾文学经典中,跟吴浊流遥相呼应的该是简媜,因为她是入选作家中最年轻的一位,且在钟情传统上有独异表现。简媜在描绘台北时曾有入骨的剖析:“台北打破四季,模糊国界,兼具最草根的古典与最前卫的现代,勇于嬗变,拙于处理变化所带来的灾难,终于出现了独树一帜的台北逻辑。”(注:简媜:《忧郁女猎人》,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13页。 )简媜散文给人印象极深的一点是她的文学充满创造的胆略,但她又善于平衡于各种变化之间,其中她对中华文化的古典性和台湾文化的草根性两者的感悟和融合尤使人难忘。而简媜的散文就是以此作为基点,构筑起了她极具现代性而又不迷失于现代性的散文世界。简媜的散文自然可以从各个角度去看,但她创作所呈现的中华传统性和台湾草根性的一致,则是会给人以许多前瞻性启示的。 总之,“台湾文学经典”所揭示的台湾文学精神是充溢着中国文化精神的。这种精神并不因为环境、世代的阻隔而消亡,而它表达层面、表达方式跟同时期中国文学的差异,则恰好说明了台湾文学在生生息息中表达中国文化精神的强韧。 一种文学的精神孕成于该文学生存体系的形成历史中,考察台湾文学生存体系的形成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台湾文学开掘本土文化资源的努力尤为明显,这种努力使本土文化资源从一度“边缘”的地位移到了台湾文学的中心,并形成了亲民忧世的文学传统。黄春明的《锣》、王祯和的《嫁妆一牛车》入选“经典”,李乔的《寒夜三部曲》、钟肇政的《台湾人三部曲》提名“经典”,正是从赖和开始的,一代代作家开掘本土文化资源的结果。而黄春明当年为了写作,不惜辞职以清贫相伴创作,足见其对本土文化资源的热情关注。他们开掘本土文化资源的创作实践,增强了台湾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这种现实主义精神联系着关怀底层、关注小人物等文学传统。除此,其他因素是难以长久容身其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