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上看，香港文学是中华文明的延伸。关于香港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整体格局的一部分的观点，近年来已为学术界普遍认同，故在此不赘。我要指出的是：无法回避的时代潮流造成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和祖国大陆的隔离状态，此后，香港文学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与中国文学分流的时期，“九七”回归，使香港文学开始了与中国母体文学重新整合的新阶段。（注：有关1949年以后的当代香港文学的发展，请参阅拙文：《当代香港文学铸形》，刊于《香港文学》月刊第147期，1997年3月出版。）下面我想从世界华文文学的全球坐标的方位上探索一下香港文学的定位问题。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是一门新兴学科，从学科建设方面的轨迹来看：从“港澳台文学研究”、“台港澳文学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到“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从这些名词的频繁更变中可以窥视这个新兴学科日新月异的发展之一斑。然而，无论怎么称呼，这个新兴学科，在八十年代以前是中国研究界的一个空白点和盲点。1980年，在曾敏之先生等人的推动下，港台文学研究会于广州成立。1982年6月，在广州召开第一届港台文学学术研讨会。 1986年7月初，中国文学的大同世界学术会议在西德举行。而1986 年12月26～29日在深圳大学举行的第三届年会更名为“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学术讨论会”。这表明研究界已开始以全球性的整体意识来思考中国（包括台港澳）和中国以外的华文文学。 “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1988年。因为，这一年的12月5日～8日，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三联书店联合主办了“香港文学国际研讨会”。会前会后，会上会下，以刘以鬯先生为代表的有识之士，一开始就从世界华文文学整体格局的坐标上为香港文学定位，突出香港文学特有的优势。刘以鬯认为香港特殊的历史和地理条件是其他华人地区不可能取代的，它在沟通海峡两岸文学和世界各地文学的交往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刘以鬯提出应该在香港成立一个世界性的华文文学协会，推动各地华文文学的交流和发展。（注：详见香港《大公报》1998年12月11日星期日增刊上所刊出的陈培笙的《香港文学具有三大特色》一文。）台湾李瑞腾先生认为，随着“九七”的到来，与内地的文学交往日渐增加，建立一个以香港为中心的世界华文体系的意念应该逐步形成。他指出香港文学已有自己的传统。各地区的华文文学可以在这里尽心对话，它有条件和能力去检验各地华文文学的成就。（注：详见香港《大公报》1998年12月11日星期日增刊上所刊出的陈培笙的《香港文学具有三大特色》一文。） 我认为，所谓世界华文文学的核心不是华文，而是文化，也就是华人的文化。因此，华文文学实质上应该是代表华人文化的文学，正是世界各地代表华人的文化的文学共同组成了世界华文文学这个球形的立体结构，作为软组织部分的文学，都受制于球心的那个文化内核。我觉得葛浩文教授的观点是很有意思的，他说：“中国作家，包括国内外的汉学学者，一般关心的应该不是语言问题，而是作品里表达的情感、内容与精神内涵：只不过他们用‘华文’作为表达工具。举例来说，一般提到法国文学、英国文学，主要是以‘文化’为主，而不是‘文学’，不是光分辨它‘用什么语言’来写。所以当人们说到ENGLISH LITERATURE，我们立刻的反映是‘英国的’，而不是‘英文的’文学。 （美国文学也用英文）。”（注：引自台湾《文讯》革新第48期82页。） 因此在世界华文文学的球体结构里，香港华文文学的确切含义应该是代表香港地区华人文化的文学。 香港文学的定位，实质上是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格局和世界华文文学的全球格局的双重制约下的定位。值得注意的是在双重格局制约下的香港文学，无论是在中国文学还是在世界华文文学的格局中，它都是一个独特的形态。所以，当美国、欧洲和东南亚某些国家的华人作家为华文文学难以进入当地国家文学主流而苦恼时，香港文学在文化传统、文题范式和文学精神等方面，从来都认同于中国文学母体，它对自己的生世毫不隐讳——它是中国文学的延伸，偶然的分流，是暂时的；必然的整合，则是它的归宿——它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的一章，特殊的一章。 我认为，以独特形态为标志的当代香港文学的模式是香港文学在双重格局——特别在世界华文文学的球体结构中——角色到位后的产物。换言之，是香港文学与中国与母体文学暂时分流时期的产物。由于历史的原因，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香港和祖国大陆呈现隔离状态，香港文学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游离于中国文学发展轨迹的分流时期，香港文学在保存母体基本素质的同时，又在这特殊的时空条件下形成了它自己独特的文学新质：“香港性”。香港的社会风貌、港人的思想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以及中西文化碰撞所产生的火花……等等，都是这一文学新质（“香港性”）的重要内涵。正是在这分流时期，香港文学以自己特有的形和质定位于世界华文文学大文学圈格局之内。 香港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伸延，源远流长。开埠以来，不仅东西文化在这里互相碰撞、渗透、交融，而且，各种文学形态多元并存。“分流”之前的丰富多彩的文学现象是中国文学宝库里的珍贵财富，而“分流”之后的“香港性”的特征是香港文学在双重格局里定位的依据。由于文学的“香港性”的形成是文学内部运动的产物，有其发生发展、开花结果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