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自己写出的中文冲出方块字！” ——张承志 在我们深入张承志的创作视域时，“汉语写作中的回族作家张承志”便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也是读解他创作文本的一个“结”。亦即，张承志摆脱不了汉语的写作方式以及这种方式背后的文化抑制。我们也在剥析此“结”之中发现了：他的创作历程简直就是他一步步试图找寻真正属于自己的语言形式的艺术跋涉之途。这找寻，本身又是异质文化间相融互揉的一种努力！ 一、语流的成因 一般来讲，语言的内容和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语言的词汇多多少少忠实地反映出它所服务的文化。亦即，语言是高一层次的文化现象。这又主要显现在以下四方面：“第一，语言的习得是无意识，对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第二，语言是人类文化成长的关键”；“第三，语言是文化现象流传广远和长久的工具”；“第四，语言是文化的代码。每一种语言都有它的文化背景。”（注：游汝杰：《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4月版，第16—17页。 ）而“文化背景包括各个时期的历史进程、社会状况及其变化、民族特点与习俗、民族语言、特殊的地理环境等，涉及的方面很多，可归纳为物质的、制度的、心理的三个层面。”（注：宋永培、端木黎明编著：《中国文化语言学辞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7页。）联系张承志的人生阅历，就会发现：他在汉文化（当然也包含他与同代人所受过的那点西方文化的影响）这一大背景下，又明显受过三个亚文化背景的制约，而这，便相应地形成了三股语言资源的支流。我们“走进”他的语言疆界的前提，便是探讨这三支语流的成因。 （一）京都权威语流（庙堂语流）： 出生于北京的张承志，自小在汉文化的中心腹地——皇城根长大。皇城根文化主要以悠闲自得、自负自傲而显示其权威专断性。尤其在五、六十年代，这种亚文化又被红色激情膨胀了原本的优越感。发源于京都的那场“文化大革命”，在带来民族浩劫的同时，也制就了一批“红色词汇”，例如“文革”、“红司”、“牛鬼蛇神”等等。在语言学家看来，某一时期的词汇有多少并不重要，只要有需要，可以随时用来制造新词。因为所有的语言都有足够的资源。也正是这些极富时代质素的红色词汇又在一定意义上塑造着他们这一代人特有的人格心理、制约着他们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取向：试想，假如“革命”、“理想”、“共产主义”等这些词语不在张承志们的心里作响，他们会为了“革命理想”而激情振奋，又满怀革命理想”去“广阔天地”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吗？特别是“红卫兵”这一特定的人格身份，使张承志们一时成了那个特定时代的激情载体。他们欲运用这些词汇来统摄舆论导向、影响人们的言行、营造时代的氛围。于是，这些红色词汇便以权威、中心话语的面目在那个“共名时代”里被集体与个人同声部地运用着，并对人们（尤其是红卫兵们）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渗透着特定时代的文化因子。浪退潮息后，自然会遗下深远的文化影响。张承志等“知青作家”在进入创作之初，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动用自己语库中的这部分资源来表达自我的。他们不约而同地严守“文以载道”的创作圭臬，恐怕又有在此找到充分的语言理由。 （二）北方民间语流（民间语流）： 张承志曾插队内蒙草原、游历新疆天山南北且专攻过北方民族史。他声称“有幸在自己最年轻好学的时候深入到这个文化以及创造这个文化的勤劳牧民的底层，长见识，添学问，逐渐地懂得了和接受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相知：谈谈小说〈雪路〉》）并因此而认识了蒙古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等其他北方少数民族。而他从感性和理性上均接受了北方游牧文化的浸染，最初却是凭借掌握少数民族语言而闯入这一亚文化圈的。因为，不同的语言代表着不同的文化。当他在世界观未完全定型时，闯入了异族文化天地接受贫下中牧再教育。于是，掌握民族语言便成了他在陌生语境中安身立命的前提。在某种意义上，民族语言不仅成了他与另一个语言集团交流思想、联络情感的主要工具，也成了他闯入另一个文化圈的通行证。随着各种语词的逐步领悟，他也步入了一个藏污纳垢的底层民间世界。那些极富地方性与民族性特征的词汇却正反映出被压抑的民间如何以自己的方式拒绝来自权力的庙堂文化：如骏马之于牧民的美意识、沙漠之于草原的参照、莫台烟之于底层交往……他的成名作——《黑骏马》也是借助了北方游牧文化的质泽而成功的。 （三）母族宗教语流（宗教语流）： 张承志的那“一腔异血”里已储就了伊斯兰文化的精神基因，命定般地闯入母族文化圈后，才真正意识到母语的存在： “母语的含义是神秘的……一支异乡人在中国内地、在汉文明的大海中离聚浮沉，居然为自己重新选择了母语——这个历史使我感到惊奇。” ——《美文的沙漠》 事实上，回族丧乡失语的背后却是被迫趋同的无奈心理与语言的借用、杂交、双语直至同化的漫长过程。回族祖先曾操用的阿拉伯语、波斯语等主要残留在信仰、民俗未被同化的底层回民的日常口语及教内文献里。这些残留的成分通常被称作语言化石。而回族为自己重新选择的母语则是他们对这些语言化石的利用与再造以及对汉语固有的包容性的创造性发掘与利用： （1）音译词： 乃玛子（波语）——礼拜；埋体（阿语）——尸体。 （2）音译加意译借词： 洗阿布代子（波语）——小净；做乃玛子——做礼拜。 （3）音译语素加汉语语素组成新词： 要乜贴——要饭的；望理体——吊唁；和遗体告别。 除了在日常生活和宗教礼仪中大量活用阿、波语外，还在他们的姓氏上顽强地保留着祖先遗留下的姓氏音节：马、海、哈、麻、穆、纳、忽、萨等。 除利用阿、波语词残留外，还有纯以汉字组意的词汇，一般可以望文生义，但作为一个具有特殊含意的语汇，仅在回族中流行。如：“归真”——逝世之意；“完（无常）了”——死之意；“口唤”——同意或认可之意。回族除了避讳说“死”之外，更避讳说“肥”，常用“壮”代之，恐怕是避说“猪肥马壮”中的“猪”字。而回民又是禁食猪肉的……这些微妙的用词心理是不易被族外人所察觉的。值得强调的是，回族能为自己又重新选择了一种特殊的语言表达式，伊斯兰教所起的媒介作用是不容否认的。可以说，《古兰经》不仅是他们日常生活中言行规范的准则，也是祖先留给他们可以代代相传的语言文化的教科书。就在他们每日五次诵念阿语的《古兰经》的同时，也在本能地持守着祖先的语言、文字与文化。这实为民族情感上的语言忠诚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