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号 I 207 作为作家， 铁凝的成长与新时期社会和文学的进程同步。 她从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但真正走上文坛是在1982年以其成名作、短篇小说《哦，香雪》的发表为标志的。可以说新时期文学的滥觞正是铁凝文学创作的起始点。由此开始，她的创作伴随着新时期社会和文学的进程，一直走到现在。她从一个对文学充满憧憬和向往的纯情少女，到创作果实累累，成为中国作家协会最年轻的副主席，其文学道路是相当成功的。她从短篇小说起步，到现在短篇、中篇、长篇全面开花，并且还成功地写出了数量不少的散文随笔，显示了这位女作家的强劲创作实力和多方面的创作才华。到1996年出版5卷本的《铁凝文集》时，收入50 篇短篇小说（实际上创作80多篇），11篇中篇小说（实际创作不少于13篇），长篇小说一部（实际创作两部），散文随笔90多篇。出版文集之后，她写的短篇小说《秀色》、《安德烈的晚上》、《树下》等也受到人们的关注（注：这三篇小说都被《新华文摘》转载，《秀色》曾引起人们的争论。）。她的短篇、中篇和散文都获得过国家级文学奖。在她已经走过不惑之年（注：铁凝1957年出生。），文学创作二十个春秋有余，正当世纪之交的时候，从整体上回顾和探讨一下铁凝的创作情况是不无意义的。 一 纵观铁凝二十年有余的文学创作路程，我们发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尽管她的文学耕耘和收获与新时期息息相关，但她的创作轨迹与新时期社会生活和文学的时代潮流却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态势。就总体而言，她很少有紧追社会现实生活事件（尤其是政治性“大事”）的作品，总是与之保持着一种“距离”。同时，只要认真、深入地赏析她的作品，我们也分明从她的作品中听到时代的涛声，从她的作品中真切地感受到时代脉搏的跳动。 新时期一开始，我们的党和国家就面临着将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和实现现代化上来的任务。她没有写出像张学梦的《现代化和我们自己》、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那样的直接反映或表现现时代主旋律的作品，但是她却以《哦，香雪》这一“从头到尾都是诗”（孙犁语）的优美作品，发掘出中国人那种发自肺腑的，摆脱贫穷落后，向往现代文明的强烈愿望和情绪。与《哦，香雪》差不多同一时间写成的短篇《那不是眉豆花》和中篇《闰七月》也以不同的故事表达了大致相同的愿望和情绪。直到十年后写出的短篇《孕妇和牛》以及发表时间还不长的《秀色》，依然在“重复”着这种愿望和情绪。这种愿望和情绪之所以反复出现在铁凝的作品中，就是因为它不仅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强音，同时也是我们整个民族一百多年以来一直萦绕于心头的“情结”。 农村和城市的改革是我国新时期以来的主潮，铁凝没有参加到“改革文学”的行列中，也没有卷入“现实主义文学冲击波”中，但是，谁能说《砸骨头》、《六月的话题》、《埋人》等小说所直接或间接反映的问题和表现的思想内容不是改革浪潮中的一朵浪花呢？ 与对现实生活的“若即若离”相联系，铁凝的创作与新时期文学潮流也表现出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新时期文学中出现的伤痕文学、知青文学、改革文学、反思文学、现代派文学、寻根文学、现实主义冲击波等等，她都经历过。可是她没有真正卷进任何一次思潮中，她只是默默地循着自己的思路，以自己特有的艺术方式耕作着。然而，翻开她的作品，我们还是可以或多或少地感受到这些思潮或流派对她创作的影响，她对这些思潮或流派在她的创作中做出了属于自己的回应。比如，《没有钮扣的红衬衫》创作和发表时，改革文学正热，但这篇作品没有去写改革本身，而是写改革时代反映在人们心灵上对陈腐观念和旧传统的反叛意识和改革意识。这种反叛意识和改革意识是通过一个处于幼稚和成熟交汇点上的女中学生安然来体现的。《没有钮扣的红衬衫》不能划归入改革文学的圈子，可是它的反叛意识和要求改革现状的强烈愿望，却与改革文学息息相通。 再比如，很难说铁凝的哪篇作品属于真正意义上的知青文学。但中篇小说《麦秸垛》、《村路带我回家》等的确是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题材的作品，说它是知青文学也未尝不可。可是这些写知青生活的作品，其思想内容是与一般知青文学小说不一样的。《麦秸垛》描写的是几个知青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的一段经历。作品着重写了大芝娘和知青沈小凤两个人物。大芝娘的婚姻悲剧在沈小凤身上重演，说明了传统文化影响的深重。麦秸垛这一北方农村田野里的普通景观，在铁凝笔下成为世代农民传统心理结构的一种象征。像《麦秸垛》一样，《村路带我回家》也脱开了知青文学的一般模式。在此不再赘述。 考察铁凝的创作经历，我们不难发现，她在二十多岁初登文坛，就表现出相当的成熟和老到。我们只能说，铁凝在处理现实生活与创作关系时这种若即若离的聪明，是对前辈作家经验教训的真切总结和记取。现实生活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是一个老而又老的话题。它之所以一再被提起，就是因为它是每一个作家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而正确面对和解决这个问题并非轻而易举。远的不说，就从解放区文学说起吧。由于当时的战争环境，文艺为政治服务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现在看来，在这种思想指导之下，许多文艺作品过于强调为现实政治服务的一面，其思想深度和艺术价值相对削弱。这种思想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极端。新时期开始后，文艺为政治服务不再提了。可是，究竟如何正确处理现实生活与文学创作的关系这个问题，还不能说真正解决了。事实上直到现在，许多作家依然在这个问题上不时出现偏差。从解放区走过来的老作家孙犁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文艺不是要反映现实生活吗？自然也就要反映政治在现实生活里面的作用、所收到的效果。……政治已经到生活里面去了，你才能有艺术的表现。不是说那个政治还在文件上，甚至还在会议上，你那里已经出来作品了，你已经反映政治了。你反映的那是什么政治？……我写作品离政治远一点，也是这个意思，不是说脱离政治。”（注：《文学和生活的路》，《孙犁文集》四，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389页。 ）如果把孙犁所说的“政治”理解成现实中正在进行的一切重大活动，我想会更有普遍意义。孙犁还说，“我们必须体验到时代的总的精神，生活的总的动向，这对一个作家是顶顶要紧的。”（注：《怎样体验生活》，《孙犁文集》续编三，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79页。 ）铁凝是否直接从孙犁的上述话语受到启示，我们不得而知，但孙犁的上述话语正好为铁凝的“若即若离”提供了最好的注脚。铁凝几乎没有“报告文学”式的作品，但她的绝大多数作品却是紧贴生活和贯注着时代精神的。她自己也说过，“不管故事、人物怎样变化，根本精神是铁定的、一贯的，这就是‘对人类的理解和对生活的体贴’”。（注：见《河北广播电视报》1994年3月16日对铁凝的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