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赵树理与孙犁是一座比肩齐观的双星。他们的创作开创与引领了一个地域的文学流派或准流派。他们二人，无论是由革命而文学，或是由文学而革命，确有一段颇为相似的人生经历与文学历程：抗日战争之前，一在中学，一在师范，狂热地阅读着五四新文学，鲁迅又都成为他们心目中的“导师”，差不多也就在这样的启蒙中，各自又开始了文学创作。1937年“七·七”事变不久，他们在各自家乡同样参加了抗战。赵在1938年冬于长治第五公署当了一名宣传科长，孙在1938年冬做了冀中区吕正操麾下县自卫委的宣传部长。那年，赵树理从戏剧开始走上文学之路，第一次改编了两个大型历史剧：《韩玉娘》、《邺宫图》，都是以鲜明的时代主题，表现抗击异族侵略的民族英雄，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同年，孙犁在自家炕头，为部队编写了两本革命文艺读物：一是《民族革命战争与戏剧》，一是中外革命诗选《海燕之歌》。随后，又到冀西根据地为第一线的文化工作者编写了一本小册子：《论通讯员及其通讯写作诸问题》，影响相当广泛，数次再版印刷。同时，还为边区的孩子编写了一本《鲁迅·鲁迅的故事》，后改为《少年鲁迅读本》。总之，赵树理是以最具群众基础，最易联系群众的艺术形式，走上抗战之路；孙犁则是采用理论形态，成为抗日的一员。进入40年代，赵树理决心走通俗化道路，是由于他看到“目前文坛太高了”，“群众攀不上去，农村的文化阵地还被封建主义占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成为那个时期文学的典范。这几部小说无论从反映现实生活的冲击力，或采自于民间传统但又是创新的艺术形式，在当时的抗战文坛都产生巨大的轰动，成为文艺大众化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我国40年代文学可说是“赵树理时代”。40年代的孙犁，对于创作理论仍然有着高涨的热情。1941年，孙犁从冀晋边区回到冀中老家，在编辑《冀中一日》余暇，他写作了两本书，其一《区村与连队的文学写作课本》，解放后改为《文艺学习》，它是一本来自生活实际又指导群众文艺创作的教科书。在这部书里，他对文学的界定，对好的作品的认识显出理论眼光和深刻性。不久，孙犁从冀西山地来到冀中腹地河间府，开始了紧张繁忙的编辑生涯和教学活动。这个时期，他是《冀中导报》副刊《平原》的主笔，利用这块阵地，不仅培养了不少青年作者，还创作了一批民间艺术作品，像鼓词《民兵参战平汉线》、快板书《翻身十二唱》、梆子戏《比武从军》，还有一部佚落民间至今仍被人记住的戏曲《芩少爷变成了三孙子》，曾在几百个村庄上演。他创作的鼓词，还成了农村艺人演唱的保留节目。同时，他还从理论上研究、探讨了我国古代评话与说唱艺术发达的原因及这种艺术形式对于后世小说创作的影响，分析透辟。孙犁致力于民间形式的创作与研究亦曾引起一些人们的疑惑，但在他的创作另一半，又让人真正认识了孙犁的价值。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方向”代表的赵树理，对于既得的业绩、成就，充满了信心和自豪。他进城不久，就在北京率先成立了大众文艺研究会，很明显，这是从扩大队伍，准备占领文化阵地而来的。他还提出口号：“打到天桥去！”因为在那里，据知还没有完全占领下来。接着，他就创办了第一家全国性刊物《说说唱唱》，亲任社长。不但亲自编稿、改稿，还亲自动手创作曲艺作品。他又到北大办曲艺班，由他主讲，让演员当场表演，希望培养更多的人。改别人的作品不解气，干脆将自己同一题材的作品，改为曲艺、戏曲。同期，孙犁进入《天津日报》，主编《文艺周刊》，他利用这个阵地，精心地发现与培养青年作家。当时，可能从高尔基那里得到鼓舞，注意抓工人业余作者的培养，他在文艺周刊办了一个写作小组，每周抽出一定时间去为那里参加学习的工人作者讲课。从上边诸多事实，我们发现，孙犁与赵树理都在全身心地、孜孜不倦地开展着文艺大众化工作，并且为此几乎献出了大部分的精力。但是，同时也还看到，尽管他们的操作、努力是一致的，可是通过大众化所达到的目的以及采取的手段，对大众化在整个文学建设中的地位的估价和认识，却有着明显的差异。表现在他们的创作上：一个是偏执的坚守，一个则是开放的创新。 文学大众化是目的，还是策略；大众化单单是或主要是形式问题，还是内容、情感、精神沟通问题；大众化是终极目标，还是一种中介，契约，总之，在这些方面，孙犁与赵树理在理论表述及创作实践上又确有不同。 第一，大众化离不开通俗化，但通俗化并不就是大众化。实现大众化，必须走通俗化之路，这是赵树理大众化理论的核心。赵树理30年代的作品，曾受“欧化”影响很重，但他的农民本性使他认识到，这样会远离乡亲的，要让文艺服务于大众，关键要寻找到群众乐于接受和能够接受的一种艺术形式，在他看，这便是民间通俗形式。他说：“我有意识地使通俗化为革命服务萌芽于1934年，其后一直坚持下来”，他认为，只有通俗的东西，才能在民间流传。其中一是形式比较简单，识字的，不识字的都可以享用；二是内容对群众有些帮助，甚至还可娱情。很明显，在这里，通俗是首要的、第一位的。他在《从曲艺中吸收养料》文章中说：“评书（以及曲艺中的其他形式）直接和群众在一起，是和群众没有脱离关系的文艺形式，我们小看它就会犯错误。”自然，这当中，还具有“方向”问题，尤不能忽视。这就使人懂得，解放以后，赵树理为什么下那么大的气力，用如此多的投入，都用在曲艺建设上的缘由。可以说，他痴迷于这种形式，并把它视为文学的上乘或菁华，未免偏颇过分了。这种偏执的行为，影响了他的创作才能在其他方面的发展，致使后期创作很少再有40年代那样的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