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J20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6425（1999）03—0113—04 本世纪40年代初，作家谭正璧在编辑出版《当代女作家小说选》时说，张爱玲和苏青是目前最红的两位女作家。在沦陷的上海特殊的气氛和背景下，张爱玲和苏青大红大紫一时，被视为文坛双璧：张爱玲以小说创作独擅，而苏青则以散文写作著名。同行是冤家，对当时已堪称文才一流的张爱玲来说，对于同龄人尤其是同性同龄人，尤其有偏见，她说过“对于和自己差不多岁数的人稍微有点看不起”的话。而苏青，虽其性情直率豪爽，但每每与同性相对则哑然无语，只有与异性接触，才妙语连珠，辩才滔滔。就是这样一对年相似、性相同，对同性都有偏见，同在一方天地生存竞争的女作家，却有着别人想象不到的理解与友情。张爱玲当时说，即使是从纯粹自私的角度，她也愿意苏青这么一个人存在，愿意苏青在文字上收获更大，也愿意有更多的人知道苏青的好处。她认为，如果低估了苏青的价值，就是低估了孤岛时期上海的文化水准。她甚至说，如果必须把女性作者特别分在一档来评论的话，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她才是心甘情愿的。1944年3月， 沪上某杂志曾经邀请包括苏青、张爱玲在内的几位女作家，聚谈文学因缘，并评述自己偏爱的作家，当时已经走红的张爱玲，即席说了这样一番话：“古代的女作家中最喜欢李清照……近代的最喜欢苏青，苏青之前，冰心的清婉往往流于做作，丁玲的初期作品是好的，后来略有点力不从心。踏实地把握住生活情趣的，苏青是第一个。她的特点是‘伟大的单纯’。经过她那俊洁的表现方法，最普通的话成为最动人的，因为人类的共同性，她比谁都懂得。”（注：《女作家聚谈会》，静思编《张爱玲与苏青》，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6月版。）自然，苏青对张爱玲的文才也倍加赞赏。她说，“女作家的作品我从来不大看，只看张爱玲的文章”，“读张爱玲的作品，觉得有一种魅力，非急切地吞读下去不可”，她将张爱玲称作“仙才”（注：《女作家聚谈会》，静思编《张爱玲与苏青》，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6月版。）。更有意思的是， 张爱玲当年的一段乱世情缘正是由苏青引出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苏青与张爱玲确是同一个圈子里的作家，在沦陷了的上海滩，步着相似的历史足迹。她俩同时得到《杂志》等背景复杂的刊物的鼓吹，都同汪伪机关及其人员有过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抗战胜利后，都发表过关于“敌伪问题”的声明。张爱玲在《传奇》增订本“前言”中刊出了《有几句话同读者说》，强调自己从来不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苏青在《续结婚十年》的“代序”《关于我》中声称，自己确实没有高喊过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但所卖之文也没有危害民国。在生活圈子、爱好情趣乃至情欲主义方面，她俩可以“相提并论”的地方就更多了。这里，仅就“苏青热”、“张爱玲热”的形成，苏青、张爱玲的生平遭遇，以及她们的创作风格三方面的差异，作一些感知性的描述。 一 在半个多世纪前愁云惨淡的上海市民生活中，张爱玲和苏青“齐名”且风靡大街小巷，张爱玲是带有浓厚传奇色彩的女作家，苏青却以褒贬不一的“大胆”著称。所谓“齐名”，正如吴福辉先生所说：“并非文学史意义上的认定，而是读者心目中的一种印象，时代烘托出的一抹霞光，读书市场熙熙攘攘造成的一点呼声。”（注：吴福辉《歧途佳人·前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3月版。）今天， 当我们同时面对方兴未艾的“张爱玲热”和微微升温的“苏青热”之时，不能不惊叹：中国作家为国外研究者重视并研究从而“炒热”者不乏其人，女作家中萧红是一例，因为葛浩文的《萧红评传》和数度访华，这位才华横溢的女作家才为同胞所重新认识。张爱玲也是。本世纪50年代她经香港远赴美国，由于她“受命而作”的《秧歌》和《赤地之恋》两篇“反共”色彩的小说，她的文名被深埋于地表之下，从此现代文学研究者，谁知道40年代有位“大红大紫”一时的张爱玲呢？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以42页的篇幅给予张爱玲及其创作以高度的评价，认为张爱玲是“中国当年文坛上独一无二的人物”，她的《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注：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民国”74年（1985年）11月版。）。“张爱玲热”始由国外及港台波及大陆而且一发而不可收。从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对张爱玲的评价日渐拔高几至到了与鲁迅平起平坐的地位——这一方面是随着文学史研究的逐渐深入，作家作品的深层意义与真正价值得到“历史的重新筛选”，另一方面也存在由于理论的肤浅造成学术界的“炒热点”现象。但不管怎么说，张爱玲事实上已成为近年的研究热点，并且还有上升的趋势。而当年曾与张爱玲相提并论，惺惺相惜的苏青却遭到了冷落，任何一部文学史中都见不到她的名字，更别说对其作品的介绍与评价了。虽然苏青的名字在海外偶有人提及，如喻丽清女士曾编了《苏青散文》，且为之作了长序，龙应台女士也对苏青研究颇感兴趣，但有力度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并未出现。苏青完全凭着她直言快语的叙事风格、表情述志的大胆率真、题材的贴近实际人生而吸引了今天的读者，是她的生活艺术趣味契合了商品经济条件下读书界的喜好。当然，这也不能不说是借助了她的那位朋友，很多人是因为喜欢张爱玲，才知道苏青的，更有些人是因为张爱玲激赏苏青，才爱屋及乌翻翻苏青那些“伟大的单纯”的作品的。甚至有些人，为了抬高张爱玲的地位，不惜贬低苏青，仿佛张爱玲政治上所谓的“不清白”完全是这个有心计的苏青的引导，却不知道，在政治上，张爱玲远比苏青懂得规则。偏见人人会有，刘若愚先生说对了，“一个批评家如果没有偏见，就等于没有文学上的趣味。”（注：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民国”74年（1985年）11月版。）但大可不必借贬此而褒彼，而应该客观地评估作品的美学价值，以现实与超越意义的结合程度为标准给以文学史上确切的定位。作出这番说明并不是为苏青的不够“热”而不满。苏青就是苏青，虽然她曾一度与张爱玲相提并论，但在艺术境界上，苏青毕竟是不可以与张爱玲同日而语的。因此，当前出现的一股“苏青热”也就成了正常现象，而且有它的时段性，这正是文学欣赏求新求异的离心力与文学批评自律自足向心力交互作用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