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许地山（1893—1941，落华生），是五四以来的老一代的著名作家之一。他开始创作，正是中国文学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新的历史时期。如果说，鲁迅以它的《狂人日记》开拓了文学历史的新纪元；那么这时期优秀的作品尚且不多。正是在这个时期，许地山参加了文学研究会的创始工作。1921年《小说月报》革新后，他便连续地发表了《命命鸟》、《商人妇》、 《换巢鸾凤》等小说。 不久， 小说集《缀网劳蛛》（1925）和散文集《空山灵雨》（1925）问世。他的作品，在社会上产生良好的影响。沈雁冰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中说，落华生和叶绍钧、王统照同是在“民国十年到十二年的文坛上尽了很大的贡献的”。郑振铎认为，“在1920年到1941年的二十多年里，他的创作无疑地是中国现代文学上耀目的光辉”（注：郑振铎：《许地山选集·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页。）。 是的，在五四时期的作家中，叶绍钧是以冷静地谛视人生，客观地、写实地描写灰色、卑琐的人生而引起人们关注的；而王统照则以爱与美的强调唤起解读者的共鸣；许地山的作品却独树一帜，以“耀目的光辉”令人耳目一新。他既不像叶绍钧、王统照那样憧憬着理想的天国；也不像庐隐那样的苦闷与焦灼，而是大多在恋爱的外衣下，放进了他的人生观。这种人生的哲学具有着多元的文化意蕴，浓染着佛道乃至基督教的宗教精神。这种宗教的意蕴构成作品中的整体的文化氛围，也常常是他的人物的心灵依托。在《命命鸟》中他的人物就手里拿着《八大人觉经》，壁上挂的都是释迦应化的事迹，整日里生活在佛教的法轮学校里。更为重要的是，作家从生活的原点中汲取了艺术养料，而渗透着自己的人生哲学。有人说在他的作品中是把“儒家的义、佛学的慈悲和基督教的博爱混合在一起的（注：《陈平原小说史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4页。）。他对宗教的文化意蕴有所吸取，有所扬弃，转化为人生观、伦理观与心理情态。佛教的经义认为人世间充满了生与死的苦难，它属于此岸世界；因此要超越生死的境界，达到彼岸世界。许地山初期的作品《命命鸟》中不无这种因素。敏明与加陵便是如此。他们为了厌弃世间的苦恼，双双携手“走入水里，好像新婚的男女携手入洞房那般自在，毫无一点畏缩。在月光水影之中，还听见加陵说：‘咱们是生命的旅客，现在要到那个新世界，实在叫我们快乐得很。’”这无疑是一种彼岸世界的玄想。如果说，这在当时对于封建的教义也不失为一种反拨的话；这种所谓的抗争显然也是消极的。不过，就是在这一年，他所发表的《商人妇》则另具新意。作品中的惜官是被丈夫遗弃，并且被骗卖给印度商人，印度商人死后，他不堪家族间的种种欺压，离家出逃。罹尽种种磨难，却并无丧失对生活的信念。别人说他的命运实在苦，她反而说：“人间一切的事情本来没有什么苦乐底分别：你造作时是苦，希望时是乐；临事时是苦，回想时是乐。我换一句来话说：眼前所遇到的都是困苦；过去、未来的回想和希望都是快乐”。总之，在她的人生哲学中，“要把眼前的事情看开”。因此，她排除了彼岸世界的空灵的梦，而执著于此岸人生的拚搏。《命命鸟》与《商人妇》以不同的生活信念，潜隐在许地山早期的作品中。 在我看来，许地山对于人生更为豁达、执著的态度，更为深沉地反映在他20年代末到30年代的作品中。这些作品粗粗的数来，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对现实揭露与针贬的内蕴。这自然是一种负面的人生，但作家认为这种“不道德的事实”却可以使鉴赏者“见不肖而自内省”。有人说，这可能是作家所不擅长的，但却是作家所不能不为的。这是一种社会的责任感的趋动的结果。如《危巢坠简》中的《在费总理底客厅里》、《三博士》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作家本人是一个留学生，但他对一些留学生现象，却是并不认同的。这从那挖空心思写出来的学位论文《麻雀牌与中国文化》、《油炸脍与烧饼底成分》等命题中便可见一斑了。至于那位“前清监生，民国特科俊士，美国乌约克柯兰卑阿大学特赠博士，前北京政府特派调查欧美实业专使随员，甄辅仁”的名片，便使人感到特别的新鲜。倒是吴先生说得透底：“这人我知道，却没见过。他哪里是博士，那年他当随员到了美国，在纽约住了些日子，学校自然没进，他本来不是念书的。但是回来以后，满处告诉人说凭着他在前清捐过功名，美国特赠他一名博士。我知道他这身博士衣服也是跟人借的。你看他连帽子都不会戴，把穗子放在中间，这是哪一国的礼帽呢？” 与上述情态相悖，另一类作品则是正面的道德的宣示。在这里，既可以看到作家的伦理观，也可以看到作家泛化了的宗教意识。显然，这里是把佛教的慈善、基督教的博爱人间化了。同时也注入了五四文学中的平民意识。这里倾泄的是一种真情的“此岸”精神。久经传扬的《春桃》便大抵如此。自然，在这篇小说中，人们也许最初意识到的是它对传统的伦理习俗的反叛意识，然而更为重要的显然是她那种兼容的爱与亲和慈善的博大胸怀，或者是二者的复调。像春桃这样的事迹，在中国不能说是绝无仅有的（据我所知，在北方的山区中这样的婚姻形式也是存在的）；然而，它的精神却是许地山独特的发现。明乎此，就会了解到许地山艺术性格的独特了。春桃的生活情境是独特的，她一方面和苦难与共的刘向高结成特殊的因缘；一方面又迎来了失散后残废的丈夫，对于一个下层的劳动妇女，这时候她所选择的不是理念上的道德规范，而是生活。“爱只是感觉，而生活是实质的，整天躺在锦帐里或坐在幽林里讲爱经，也是从皇后船或总统船运来的知识。春桃既不是弄潮儿底姊妹，也不是碧眼胡底的学生”。她的生活中自然有情，更加有义。她像小院里的晚香玉一样，以自己为纽带构建成这个一女两男的别样的家庭。这也许正是许地山式的宗教人间化的艺术结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