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与方志敏两位革命先烈有着众多的相似：生于同年，就义于同年，同样才气横溢，同样投身革命，同样身陷囹圄……然而他俩在狱中留下的遗著却风格迥异，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读来壮烈，豪气横生；瞿秋白的《多余的话》阅罢则怅意袭人，久不能去。正是这一不同之处，使两位先烈本来同样坚贞不渝的情怀和视死如归的坦然，留给后人却是不同的理解和反应，《多余的话》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误解和争议。 国人素重中庸，可中庸之道在史家对《多余的话》的评议上却难得一席之地。要么对它彻底贬斥，国民党御用文人和“文革”时期一些投机文人诬之为“求生”的“叛徒自白书”，这自无须论及。而正直善良的史家也有不少人认为它“主要思想倾向是错误的”，“整个情调是低沉的”；（注：陈云志：《瞿秋白》，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第101页。 ）有不忍者如郑振铎则断这是敌人炮制的“伪书”。要么全然否认书中的忧伤情绪，惟恐书中流露的哀怨忧伤都有损瞿秋白的光辉形象，而竭力从书中的每句话探究其微言大义，以发掘隐辞曲笔中的忠贞。（注：叶楠：《瞿秋白评传》，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我从不主张无原则的中庸，但对《多余的话》却觉得有必要走走“中庸之道”。我认为书中表达了作者对党的事业的赤诚忠贞，而浓郁的哀怨忧伤也是书中不争的事实。 摊开《多余的话》，可知作者用艺术的手法表达自己忠贞的情怀。通读全书，明白直露对马思主义坚定信仰只有一句：“要说我已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也是不确的。”（注：陈铁健：《瞿秋白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86页。）但通篇反躬自问，解剖自己， 以沉痛惭愧的心情表达对党的赤诚坦荡，检讨自己对革命成败的责任，检讨自己思想的矛盾和感情的脆弱，每位读者都会为之动容。末尾《告别》一节作者深情地说：“永别了，亲爱的同志们——这是我最后叫你们‘同志’的一次。”（注：陈铁健：《瞿秋白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88页。）这声呼唤饱含对与之并肩奋斗的战友的眷恋， 也体现了对曾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骄傲无悔的感情。对于书中体现瞿秋白对党的事业的忠贞不是本文所欲着重探究的问题，故不详论述，更何况瞿秋白临刑前所说“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己”（注：《瞿秋白毕命纪》，1935年7月5日天津《大公报》。）和他受审时留下的“我情愿做一个不识时务笨拙的人，不愿做个出卖灵魂的识时务者”（注：陈铁健：《瞿秋白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03页。 ）的豪言壮语已经为他的情怀作了最好的注脚。 瞿秋白以无情冷峻的笔剖析自己对党的工作失误的责任、自己对马克思主义了解的缺陷，无疑是诚恳地表达了自己的愧疚，但作者对此却作了近乎自虐式的夸张。“田园将荒，胡不归？”（注：陈铁健：《瞿秋白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84页。 ）的喟叹确是多年来对文学荒疏的痛惜，而反复诉说“疲劳”、“我只要休息”（注：陈铁健：《瞿秋白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94页。 ）确有文人自顾自怜的夸张，忧悒感情的任性奔泻也是确凿的事实。作者卷首借用《诗经·黍离》中“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一语，显然“忧”是作者首肯的心态。探究出作者灰暗心态的成因，自无损他伟人的形象，也不会授人以攻讦瞿秋白之柄。 那么，瞿秋白文中流泄的“忧”自何来？文中灰暗情调凸现的作者命运的悲剧色彩是如何调就？这正是本文笔墨所欲着力之处。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三： 一、知识分子和革命家双重角色价值认同的冲突 近代中国的情境使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着极其艰难的现实抉择：是进而匡时济世，抑或退而守身立命？瞿秋白就是在这种情境下担负着双重角色的责任：既作为知识分子充当民族文化的载体，又作为革命家救国救民。作为知识分子和政治革命家双重角色的瞿秋白不可避免地存在角色认同、价值认同的冲突。因为，作为知识分子的职业本性要求学术的角色认同，即在专业的活动绩效中认识自我、表现自我、实现自我，而作为政治革命家则要求政治的角色认同，即参加政党及其决策，在革命事业中发挥最大值的社会功能。 瞿秋白出身绅士世家，父亲瞿世玮精通诗文书画，母亲金衡玉也精通唐诗宋词。家学渊源加之自身勤勉使他自幼酷爱文学，他广泛涉猎古今中外的文化领域，博采精华。在文学和理论界，瞿秋白是当之无愧的大师。他的杂文与鲁迅并驾齐驱，他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被奉为现代文学史的经典之作，他本人因此被尊为中国报告文学的创始者。他翻译托尔斯泰、契可夫等人的作品，以其对原著精妙的理解把握和无与伦比的文笔，使译家无人能出其右，被鲁迅赞为“中外文俱佳第一人”。 与此同时，他还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究中国的社会问题，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较早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思想，并论述了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知识分子的出身且硕果累累的瞿秋白无疑有着强烈的“本位意识”，渴慕在宁静的书斋、安定的社会环境中度过学术生涯。据杨之华忆：瞿秋白曾表示革命成功后要选个有山有水的地方，整理整理中国古典作品。在《多余的话》中，他也屡屡提及对文学的痴谜，留给后人最后的话语是：“俄国高尔基的《四十年》、《克里摩·萨摩京的生活》，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中国鲁迅的《阿Q正传》。 茅盾的《动摇》、曹雪芹的《红楼梦》，都可以再读一读。”事实上，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就坦言：在中共“四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后完全埋身于政治工作，没有时间从事自己所爱好的文艺，虽然我当时对政治问题有相当的兴趣，可是有时也会怀念着文艺而怅然若失的。可无情的现实不容抗拒地将瞿秋白推到政治的前台，民不聊生的社会惨境，列强宰割的民族危机，使他必须拥有“社会的良心”，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使他义不容辞地投身于共产主义的事业，肩负起政治革命家的责任。可以说，政治家与文人的矛盾是使他困窘终生而又无法解脱的主要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