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I226.1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227（1999）03－0040－（06） 以《北游》为代表的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诗作，是冯至从伤感的浪漫主义诗人向现代主义的沉思者的过渡阶段。由《昨日之歌》—→《北游及其它》—→《十四行集》，这一条思想和艺术循序发展的轨迹是清晰可见的，这是量变的积累，而不是突变的过程。要准确地理解和评价《十四行集》，就有必要联系这些“过渡”时期的作品，从中找到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与超越。 1928年前后一年的北游经历对冯至来说，是他走上社会伊始学习人生哲学的第一课，他经历了幻灭的悲哀，也体验了觉醒的沉重。在这段时间里，他不断地向亲密的朋友诉说内心的矛盾和斗争：“任什么也不能享受，任什么也不能把住，任什么也不能归依，任什么生活都没有，归终是什么也不是。”孤独、焦虑、虚无、困惑等种种生存困境横亘在他面前，使他感到异乎寻常的苦闷、烦恼。但可贵的是，他从不自暴自弃，而且常常进行反思，让理性来控制情感。他认识到：“前边固然是没有光明，能够说是完全的黑暗吗？”“我想，一切事不能躲避，该担的就得担，只要我的‘生命力’未死”。这样就初步拟定了方向：“如果还打算生存呢，恐怕非‘重新打鼓另开张’不可了。”（注：以上引文均见《新文学史料》1988年第1期。）“生存”、“把住”、 “担当”等存在主义哲学常用语汇的出现，预示了后来思想的发展。 在《北游》这首长诗中，诗人写到了《死室回忆》的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他“把自己关在房中”，面对着这位“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鲁迅语）的相片发闷，对自身的存在进行了严肃的反思，在《死室回忆》的作者启示下无情地拷问自己： 我望着宁静的江水，拊胸自问： 我生命的火焰可曾有几次烧焚？ 在几次烧焚里， 可曾有一次烧遍了全身？ 二十年中可有过真正的欢欣？ 可经过一次深沉的苦闷？ 可曾有一刻把人生认定， 认定了一个方针？ 可真正地读过一本书？ 可真正地望过一次日月星辰？ 欺骗自己，我可曾真正地认识 自己是怎样的一个人？ 于是他回首前瞻：“回头看是一片荒原，／荒原里可曾开过一朵花，涌过一次泉？”“前面看是嵯峨的高山，／可有一条狭径让我走，一座岩石供我攀？”“匆匆地来，促促地去，什么也不能把定，／匆匆地来，促促地去，匆促的人生”！“我到底要往哪里走去？”……这种对个体生命存在的思索，在他十年后创作的《十四行集》中得到更深刻的延续，而且更发展为对整个人类生存命运的关注了。然而，处于《北游》时期的诗人还只是停留在个人命运的沉思与反省之中，他决心抛弃空虚的梦幻，“不要总是呆呆地望着远方，／不要只是呆呆地望着远方空想！”他要“埋葬”自己的过去，企盼一次“涅槃”式的新生。在《北游》的几行诗中，他这样宣示： 我不能这样长久地睡死， 我要打开这阴暗的坟墓， 我不能长此忍受着这里的阴沉。 诗人在1933年写的《无眠的夜半》达到了这种认识的最高峰： 在这疲倦无眠的夜半， 总像远方正有个匆忙的使者， 不分昼夜地赶他的行程。 等到明天的清早刚一朦胧， 他便跑到我的门前， 指着我的姓名呼唤。 他催我快快地起来， 从这张整夜无眠的空床； 他说，我现在有千山万水须行！ 我不自主地跟随他走上征途， 永离了这无限的深夜， 像秋蝉把它的皮壳脱开。 歌德“蜕变论”的思想在这里已露端倪。诗里抒写他在先行者的呼唤指引下，“永离了这无限的深夜”，迎着朦胧的曙光去跋涉千山万水的征程，追求远大的理想去了。这的确是一次深刻的思想蜕变。早期的“抒情时代”在这里画上了句号。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经过整整十年的体验、积淀、反思，整整十年的学习、工作、忍耐，诗人才可能从理性和哲学的高度去洞察社会人生，把握住生命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并思考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去获得生命的圆满与充实，战胜人类生存的困境和缺陷。 从30年代初开始，诗人基本上停止了诗歌创作，直到1941年，他才以生命沉思者的姿态复出诗坛，出版了一部被誉为“40年代新诗现代化的一座奇峰”的《十四行集》。1930年到1935年，他在德国学习文学、哲学和艺术史，“听雅斯丕斯讲存在主义哲学，读基尔克郭尔和尼采的著作，欣赏凡诃和高甘的绘画，沉溺在以里尔克为代表的现代派的诗歌里”。（注：冯至：《自传》。）这些养分奠定了他创作《十四行集》的哲学和诗学基础，使他由一个感伤的浪漫主义诗人蜕变为沉思生命的诗化哲人。 在《十四行集》的序言中，冯至谈到了他这部诗集的创作动因和之所以采用十四行体的考虑。他说：“1941年我住在昆明附近的一座山里，每星期都进城两次，十五里的路程，走去走回，是很好的散步。一人在山径上、田埂间，总不免要看，要想，看的好像比往日看的格外多，想的也比往日想的格外丰富”，于是，萌发了创作的冲动。“这开端是偶然的，但是自己的内心里渐渐感到一个要求：有些体验，永远在我的脑里再现，有些人物，我不断地从他们那里吸收养分，有些自然现象，它们给我许多启示：我为什么不给他们留下一些感谢的纪念呢？由于这个念头，于是从历史上不朽的人物到无名的村童农妇，从远方的千古的名城到山坡上的飞虫小草，从个人的一小段生活到许多人的共同的遭遇，凡是和我的生命发生深切的关连的，对于每件事物我都写出一首诗”。“至于我采用了十四行体，并没有想把这个形式移植到中国来的用意，纯然是为了自己的方便。我用这形式，只因为这形式帮助了我。正如李广田在论《十四行集》时所说的，‘由于它的层层上升而又下降，渐渐集中而又解开，以及它的错综而又整齐，它的韵法之穿来而又插去，’它正宜于表现我要表现的事物；它不曾限制了我活动的思想，而是把我的思想接过来，给一个适当的安排。”这些自述，为我们理解和把握这部诗集的思想和艺术，提供了一把钥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