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是一位十分注重文化比较和探索的作家。《二马》以独特的艺术构思值得我们特别注意。这部小说以在中国人与英国人杂处生活中进行文化比较的新颖视角和深厚的文化内涵而卓然不群。 一、在比较中寻找被歧视的文化深因 老舍在《二马》中的文化思考是以古老的中国在世界文化竞争中的失败为起点的。翻开《二马》的书页，给我们强烈刺激的是中国侨民在国外所受到的不堪忍受的歧视。作品第2段第1节中有这样一段叙述：“没有钱到东方旅行的德国人，法国人，美国人，到伦敦的时候，总要到中国城去看一眼，为是找些写小说，日记，新闻的材料。中国城并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住着的工人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举动。就是因为那里住着中国人，所以他们要瞧一瞧。就是因为中国是个弱国，所以他们随便给那群勤苦耐劳，在异域找饭吃的华人加上一切的罪名。中国城要是住着二十个中国人，他们的记载上一定是五千；而且这五千黄脸鬼是个个抽大烟，私运军火，害死人把尸首往床底下藏，强奸妇女不问老少，和作一切至少该千刀万剐的事情的。作小说的，写戏剧的，作电影的，描写中国人全根据着这种传说和报告。然后看戏，看电影，念小说的姑娘，老太太，小孩子，和英国皇帝，把这种出乎情理的事牢牢地记在脑子里，于是中国人就变成世界上最阴险，最污浊，最讨厌，最卑鄙的一种两条腿儿的动物！”这仅仅是一段概述，在作品中描写中国人遭受歧视的情节和场面比比皆是，不胜枚举。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直遭受着西方列强的蹂躏，蒙受了极大的民族屈辱。与此同时，海外的中国人也必然要直接面临来自异族的歧视。写作《二马》时的老舍正生活在英国，他对这种歧视有着切身的体验，因而能够对这种惨淡现实给予了充分而又真实的艺术反映。 承认异族歧视的存在只是一个起点。以此为前提，老舍在《二马》中着力探究的是造成这种异族歧视的原因。这种探究的是逐层深入的。从表层看，外国人对中国人的种种偏见是由那些到过中国的商人、传教士和未到过中国的作小说的、写戏剧的、作电影的人们的误导所造成。他们为了满足西方人的猎奇心理和民族优越心理，或者以偏概全地夸大中国人的缺点，或者无中生有地把中国人说成是可怕可恨的怪物。老舍对于这类人的卑劣行为感到愤慨，但他也清醒地认识到，诬蔑和轻信只是表面现象，背后潜藏着的是西方人的势利心理。在老舍看来，国家贫弱和缺乏杰出人材是中国人受歧视的中层原因。小说中有一段描写马威心理活动的文字就明确表述了这一思想。马威多次看到他的父亲在街上被一群英国孩子嘲弄和戏耍。他想：中国“海军不成海军，陆军不成陆军，怎么不叫专以海陆军的好坏定文明程度高低的欧洲人看低了！再说，中国还没出一个惊动世界的科学家，文学家，探险家——甚至连在万国运动会下场的人材都没有，你想想，人家怎能看得起咱们！”在小说的第5段第5节中作者还针对一些留学生的幼稚想法直接发表议论说：“内地来的学生时时刻刻想使外国人了解中国，然而他们没想到：中国的微弱是没法叫外国人能敬重我们的；国与国的关系是肩膀齐为兄弟，小老鼠是不用和老虎讲交情的。”这是有阅历的见解。国家落后和贫弱，就必然要遭受凌辱和歧视。 在找到这层原因之后，老舍又进一步去考察造成中国贫弱和缺乏杰出人材的原因，也就是去考察中国人受歧视的最深层的原因。他认为，中国人受歧视的最深层原因是中国伦理文化的落后。陈旧萎靡的封建伦理文化必然造就陈旧萎靡的国民，国民陈旧萎靡的精神状态又必然导致国家的贫弱和杰出人材的缺乏，国家贫弱和杰出人材的缺乏就必然招致异族人的歧视。艺术地展示出作者的这一层认识是《二马》写作的重心之一。为了实现这一创作意图，作者让主要人物之一马则仁走进英国，走进伦敦。这样，通过弱国国民和强国国民在人生态度和行为方式上的直接的比较描写，小说就深刻而又艺术地揭示了中国之所以落后的伦理文化方面的根源。 老马先生读过书，因官运偃蹇而赋闲在家。在英国开古玩店的哥哥死了，留下遗嘱叫他到伦敦继续自己的古玩生意。老马因此从北京来到伦敦。他是一个受中国旧文化熏染很重的老一代的中国国民。老舍先生说过：《二马》中的“一切人差不多都代表着些什么，我不能完全忽略了他们的个性，可是我更注意他们所代表的民族性。”（注：老舍：《我怎样写〈二马〉》，见《老舍文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老马就较为充分地体现了旧时代中国人的民族性。正如小说中所说：“马则仁先生是一点不含糊的‘老’民族里的一个‘老’分子。”因此，当他进入现代文化已经相当发达的英国大城市伦敦并与那里的居民朝夕相处时，深刻的文化隔膜必然发生，巨大的性格反差必然出现。而正是通过这种隔膜和反差的描写，老马文化性格的一些重要特征得到了凸现，中英国民性的差异得到了展示。 艳羡做官是老马文化性格的首要特征。在封建时代的中国，务农和做官是社会的两大基本分工。其他行业均不发达，还经常受到人为的抑制。务农是农民的事，自不必说；“学而优则仕”，读书人所追求的就是做官。因此，几千年来，做官几乎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唯一的职业选择。加之中国又是个官本位的专制国家，当官的有许多特权，地位显赫，可以光宗耀祖。因而当官就更成了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事情。老马就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一个“官迷”。他觉得做官是最体面的事，能到“衙门”上班，是唯一能说得出口的工作。妻子死了，他最惋惜的是自己没在妻子活着的时候做上官，给妻子弄个“皇封官诰”荣耀一番；儿子来英国读书，他劝儿子“念政治，回国后作个官儿什么的，来头大一点”。他与房东温都太太聊天，问的是她的丈夫生前做过什么官。当他听说温都先生没有做过官时，“他简直的想不透为什么一个人不做官”。他瞧不起经商赚钱，认为那是没出息的事情。所以虽然他是来伦敦经营古玩店的，但却始终未进入角色。他不懂做生意，也不学。最后终于把古玩店顶给了他人。老马的这一性格特征在与英国人的比较中显得格外刺目。当时的英国已是发达的工业国家，政治上实行了民主。在这里，做官仅仅是可选择的许多种职业中的一种，并无特别的诱惑力。办工厂、做生意、搞科研、行医、教书、当律师，都是受欢迎的职业。只要能赚到钱，人们都乐意去做。小说第5段第2节中李子荣的几句话大致反映了英国的这一现象。他说：“我就佩服外国人一样：他们会挣钱！你看伊太太那个家伙，她也挣三四百一年。你看玛力，小布人似的，她也会卖帽子。你看亚力山大那个野调无腔，他也会给电影厂写布景。你看博物院的林肯，一个小诗人，他也会翻译中国诗卖钱。”只要不违法乱纪，不坑蒙拐骗，能赚钱的职业，就是社会存在和发展所需要的职业。因此，如果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能够把从政仅仅视为与其他职业平行的一种职业，这个国家的科学和经济就一定会得到较快的发展；相反，如果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只艳羡做官，把与做官无关的学问均视为“杂学”，这个国家的科学和经济的发展就肯定会受到严重的影响。也就是说，老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的重官意识是导致中国国家贫弱和科学落后的重要原因。在小说中，作者浓墨重彩地刻画了老马身上的重官意识，并且借李子荣之口批评老马说：“老人家是个官迷，糟！糟！中国人不把官迷打破，永不会有出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