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生前对杂文创作的执着和逝世后其深邃、复杂的精神意气所散发出的耀眼的光照，使鲁迅与杂文的话题成为本世纪中国文学中最迷人也是最令人困惑的现象之谜。无论在鲁迅的生前还是身后，一代一代的人都不约而同地与鲁迅相遇了，鲁迅被读解着、撕扯着，争论不休，流派纷呈，甚至烽烟四起。谁都无法否认这样的事实：鲁迅杂文是文学中的奇葩，创造了一种中国人表达感情和智慧的独特方式。在深层的形态里，它对中国二十世纪杂文的影响，几乎一刻未曾中断过。它矗立在那里，仿佛是一种不尽的精神话题，一个永远耀照的光源。 1 鲁迅的杂文活动起步是很早的。1912年初，他在绍兴带领师范学校的学生创办《越铎日报》时，就开辟了杂文专栏，并亲自换着笔名发表了《望越篇》、《民国之征何在》等数篇风格犀利的作品，这些作品或针砭绍兴的时弊，或抨击军政要员的腐败，或揭示国民劣根性的“积染”，初显鲁迅作为社会和文化斗士的风采。后来，当“五四”运动中《新青年》正式确立“随感录”栏目后，鲁迅便一发而不可收，并越写越多，越到后来越执着。善意的劝告，恶意的攻击，强权的压制，他都没有动摇过。他的六百余篇作品显示，他是中外文学史上最具特色的“杂感家”。至于鲁迅生前的支持杂文刊物、培养青年作家、狙击对杂文的攻击、论述杂文理论等等事例，更是不胜枚举。总之，鲁迅之于杂文，几乎融入了自己的全部才智、情感和生命。 鲁迅在从事文学活动之初，曾广泛涉猎过小说、散文、诗歌等多种文学体裁，但最终却只对杂文情有独钟。其原因在哪里呢？长期以来，人们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三十年代，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侧重从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斗争的角度，论析了鲁迅杂文产生的社会原因。的确，处在本世纪初叶那样一个风云际会、百废待兴、动荡不安的大时代中，觉醒的一代作家有心绪“唯艺术而艺术”的已微乎其微。且不说这片古老土地上的生存现状：贫穷、落后、天灾人祸、内忧外患，也不说政治、政权的黑暗腐败，就说含辛茹苦的人们所显示的几近“硬化”的精神麻木状态，也很容易使具有良知的作家滋生出难以传达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鲁迅之所以弃医从文，就决不是“为了当时的文学家之所谓艺术”。他说：“现在是多么迫切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即给以反响或抗争”（注：《且介亭杂文·序言》。），他忧虑的首先是中国人最基本的生存状况和生存权利。严酷的现实已容不得他做虚无缥缈的幻梦，而需要的是重塑灵魂、狙击黑暗的战斗。于是，鲁迅便自觉不自觉地与杂文相遇了。由于杂文的议论特性，使它在沟通作者与读者、生活与艺术的联系中，可以省却形象感知过程中若干繁缛、拖沓的中介环节，以短兵相接的形式迅即对社会现实作出反应。这就从根本上适应了时代对文学的要求和鲁迅的文学选择。在社会形态和文化形态都发生着激变的现代中国，对于大部分与社会进步保持同步的作家来说，文学创作只是他们探索人生、改造社会的工具，“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鲁迅之于杂文，就最典型、最有代表性地反映了主流作家的文学之旅。 但是，仅仅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鲁迅的选择还是肤浅的、片面的，其中还有关涉作家人格素质、文学修养、生活经历、精神禀赋等更为深层、更为复杂的主观原因，不然的话，我们将无法解释为什么同样是缘社会功利而步入文坛，茅盾、冰心、叶圣陶、艾青等众多作家却最终并不选择杂文。 鲁迅的杂文家气质，是早在青少年时代就已酿就的。鲁迅的命运是十分坎坷、不幸的，还在孩提时代，他就因祖父的下狱和父亲的病故而饱尝了社会的冷眼和欺侮。南京求学期间，他又看到了封建社会的腐败和国家积弱积贫的现实。这样造成的心理创伤尤为深痛，一种压抑感、孤立无助常常困扰着他，使得性情本来聪颖、敏感、内向的鲁迅，越发变得刚强而沉默，执著又孤独。他从小是带着怀疑、憎恶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的，大量积累的是否定和反抗性情绪。其中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他作为家庭长子和破落户子弟在东奔西走寻找出路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对社会问题的特别敏感和执着关注的禀性，身处愁惨苦痛之中，对下层社会的不幸、上流社会的腐败就入心入耳，对时局的动荡和趋向就感受得深切。这些，既是他成为思想家、文学家的重要前因，又对他杂文家气质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酵母作用。所以，他长成后一开始接触文艺，就对那些“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叛逆诗人的作品十分推崇，更喜爱那些“抗争和愤激之谈”，厨川白村、鹤见祐辅、尼采、长谷川如是闲等作家的杂文都曾受到他的特别青睐。他还视十七世纪上半叶的两部杂谈集——伯尔顿的《忧郁的剖析》和勃朗的《一个医生的宗教观》为“枕中之秘”，潜心学习。究其原因，就在于鲁迅欣赏杂文家的那种社会挑剔者、批判者的眼光和态度，从中真正找到了和自己心态相符的观察视角、寄情寓意的艺术世界。而这些，又与鲁迅长期形成的一种二元对峙的人生哲学一拍即合。他认为，“一切都是中间物”，都是历史过程的“有限”环节（注：转引自钱理群、王乾坤编《鲁迅语萃》第一部分。），因此坚持要正视此世，直面人生，不惮“速朽”。他嘲笑和反对一切不敢正视苦难的怯懦、出世遁世的“僵尸的乐观”、闭着眼睛看一切都圆满的自欺；但同时，正因为一切都是有限的、不圆满的，因此他要对这一切，尤其是他强调的“当下”、“现实”以究诘、怀疑、否定、超越，用不满作“向上的年轮”，为了将来而永不停息地作无所谓希望也无所谓失望的搏斗。这种二元对峙的关系以及产生的张力是他沉重的悲剧力量的泉源，是他进击人生的最深沉的哲学基础，也是他“永远不满”地“尽是骂这个骂那个”的心理依据。他要在对“有限”的不断否定中亲证自己的所信所望，尽管这所信所望是茫然的、不可道的。当年的梁实秋在攻击鲁迅时曾说：“有一种人，只是一味的‘不满于现状’，今天说这里有毛病，明天说那里有毛病，有数不尽的毛病，于是也有无穷尽的杂感”（注：《“不满于现状”，便怎样呢？》，《新月》第2卷第8期。）。梁实秋不满于鲁迅的“不满于现状”，显然是一种偏见，但他却歪打正着，从一个侧面切中了鲁迅杂文创作的动力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