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的沧桑，常为鲁迅研究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新课题。世事的沧桑，乃是鲁迅研究发展的动力。由于苏联的解体，苏联档案的解密，关于鲁迅的苏联观这样一个新课题，就提到了鲁迅研究者的面前。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重要课题。这一课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影响到对鲁迅精神、鲁迅品格的理解。有的人因为鲁迅在关于苏联的评议方面存在某些失误，便怀疑鲁迅是“一个真正的独立思想者”。我觉得一个真正的独立思想者，是不可能没有任何失误的，如果一有某些失误，便夸大其某些失误，把鲁迅的苏联观说得一无是处，或对其失误不作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简单地归之于个人的品格，不是科学的态度。当然，也有的人回避、讳言鲁迅的某些失误，这也不是科学的态度。 鲁迅的苏联观有一个形成、发展的过程，他对苏联的认识有一个由朦胧到清晰、由浅入深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鲁迅是始终坚持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由于俄罗斯国情与我国国情较为相近，所以，鲁迅从走上文学道路的时候起，就很关注俄罗斯及其文学，他长期关注、阅读、翻译俄国作品，这对于他后来形成其苏联观是有影响的。 鲁迅对苏联的观察、思考，是从两个角度出发的，首先是从寻找我国社会改革的途径出发的，这是一个最主要的角度；其次，是从寻找我国在世界上的真正朋友出发的，这一角度是由于国内外的形势使然。他选择这样两个角度，就表现出鲁迅是一位卓然不同凡响的思想者。 最早反映了鲁迅的苏联观的是1919年1 月发表的两篇随感录《来了》与《圣武》。当时，俄国的十月革命发生才一年多一点，我国的反映是一片恐怖、拒斥之声，正如《来了》一文所说，“近来时常听得人说，‘过激主义来了’；报纸上也时常写着，‘过激主义来了。’”“于是有几文钱的人，很不高兴。”“官员也着忙”，“要留心俄国人”；“连警察厅也向所属发出了严查‘有无过激党设立机关’的公事”。当时的舆论，确实足以惑乱视听。只有极少数的几个人如李大钊、鲁迅在这种舆论面前保持了独立的思考和判断。鲁迅一反当时的舆论潮流，在《来了》中说，“过激主义”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来了”——统治者镇压人民的“刀与火”。他在《圣武》中进一步说，“看看别国，抗拒这‘来了’的便是有主义的人民。他们因为所信的主义，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这表现了鲁迅对苏俄改造旧社会的道路的初步认识，即有主义的人民通过英勇斗争来消灭反动统治者的统治；从“新世纪的曙光”云云，可看出鲁迅表达了中国社会也只有如此才能获得新生这样一个初步认识，他希望大家抬起头来，看见头上的曙光。这是从对苏俄的观察引发的对于如何改造中国社会的独立思考。当然，这种思考还是初步的、朦胧的。 到1925年，鲁迅这种思考便逐渐清晰起来了。他在《北京通信》中评论统治者镇压学生开会的事时指出，统治者的镇压只会迫使中国人民走俄国人民的“路径”，他说，“因为加了强力的迫压，遂闹出开会以上的事来。俄国的革命，不就是从这样的路径出发的么？”关于俄国“路径”，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就说得较为清晰了，他说，如果中国要进入大同世界的门，“总要改革才好。但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者，最大原因还在于他没有党军”（注：《两地书·十》。）。鲁迅之所以认识到孙中山的教训，无疑是有苏俄的革命作为参照，他把苏俄社会改革的经验概括为“火与剑”，提出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并且正确地说明了武装斗争和思想宣传的关系。许广平对于“火与剑”的改革道路有所质疑，提出对于“违反民意的乱臣贼子”，实行“仗三寸剑，与以一击，然后仰天长啸，伏剑而死”的战法，这实际上是俄国民粹派改造社会的途径，鲁迅在复信中表示“不赞成”俄国民粹派这种途径，认为这样做，“实不足以震动国民”，“与大局是无关的”，如果国民不觉悟，社会改革是没有效果的，必须以“韧”精神进行长期的艰苦的发动群众的工作，启发群众的觉悟。对于武装斗争与思想宣传的关系，他说，“此后的第一要图，还在充足实力，此外各种言动，只能稍作辅佐而已。”（注：《两地书·十二》。）鲁迅对社会革命能提出这样卓越的见解，苏俄革命是给了他以借鉴的。 1926年以后，鲁迅的苏联观逐渐成熟了。他进一步地赞扬了十月革命的道路，他说，“俄国在一九一七年三月的革命，算不得一个大风暴；到十月，才是一个大风暴，怒吼着，震荡着，枯朽的都拉杂崩坏”（注：《集外集拾遗·〈十二个〉后记》。）。他认为“以前的俄国的英雄们”——实即民粹派，他们的做法于社会改革无补，“大抵是给闲人们作生活的盐”；他针对当时国内外对苏联的各种不同的评论，指出了它们的阶级实质，“俄国大改革之后”，“贵人自然总要较为苦恼，平民也自然比先前抬了头”，作各种不同评论的人“各照自己的倾向，说了一面的话”；他又针对北京的报纸极力宣传苏联“内部的黑暗和残酷”，说“俄皇的皮鞭和绞架，拷问和西伯利亚，是不能造出对于怨敌也极仁爱的人民的。”（注：《集外集拾遗·〈争自由的波浪〉小引》。）可以看出，他在试图用阶级论的观点评析对苏联的种种议论。他的苏联观逐渐走向成熟，是和他逐渐掌握阶级分析的方法联系在一起的。 标志着鲁迅的苏联观走向成熟的，是他在1927年4月10 日写的《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这篇文章不仅深刻总结了苏俄社会改革的经验，而且运用其经验来分析中国社会改革所面临的问题。他引用了列宁的话：“第一要事是，不要因胜利而使脑筋昏乱，自高自满；第二要事是，要巩固我们的胜利，使他长久是属于我们的；第三要事是，准备消灭敌人，因为现在敌人只是被征服了，而距消灭的程度还远得很。”（注：列宁这段话见于斯大林《论列宁》一文。）鲁迅认为以列宁为首的苏俄革命经验很好，称赞“俄国究竟是革命的世家，列宁究竟是革命的老手”。他以苏俄革命经验为参照，总结中国革命的教训，提出不要陶醉于胜利，不要对敌人讲“大度、宽容”，要严防投机者混入革命阵营，“永远进击”，争取“最后胜利”。可见鲁迅对苏联在观察、思考逐渐深化，是和他掌握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只有逐渐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才能形成其正确的苏联观。从1926年到1930年间，鲁迅阅读、翻译了更多的马克思主义书籍、苏俄书籍，进一步丰富了其苏联观。1928年8 月18日，他指出苏俄之所以能提倡无产阶级文艺运动，是因为苏俄建立了“劳农专政”。他在许多文章中指出，没有十月革命，就没有苏俄的新文艺。他称苏俄为“劳动阶级文学的大本营”。鲁迅的文学革命思想的形成是和其苏联观的形成分不开的。1932年4月20日， 他叙述了苏俄的种种新变化，他特别关注苏联的“巨大的生产力”和“工农都像了人样”，之所以能出现这种新气象，是因为苏联建立了“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同年5月6日，他评价苏联革命的成功，是从其生产的发展（小麦和煤油的输出）和文化的发展（出现了许多著名文学家、举办了许多次艺术展览）立论的。（注：《南腔北调集·我们不再受骗了》。）他认为革命的成功是要落实到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上。1934年3月， 他说，“待到十月革命后，我才知道这‘新的’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现在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确切的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注：《且介亭杂文·答国际文学社问》。）。这时，他的苏联观丰富多了，也深刻多了。
